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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卖画的艺术家究竟可以走多远?
来源:瀚望艺术网 发布时间:2020-8-30 10:05:00 阅读:1444
吴冠中作品


在学术面前,市场就是个屁
文/王进玉

经常有人跟我说,希望能给某某画家写篇评论文章,并特别补充强调,“他的市场不错”。似乎一句“市场不错”,就证明了一切,就是在间接告诉我们他画得有多好、水平有多高。从中或多或少能感觉到那份对学术的轻视甚至不屑,以及市场与资本对艺术的偏见和傲慢。

每每这个时候,我都会狠狠地回复一句:“只做好市场就够了吗?倘若画家没有学术地位,作品不具有学术价值,市场再好有个屁用?”


吴冠中作品

市场当然是有用的,至少可以赚到大把的钱,但市场与真正的艺术无关,与真正的学术以及艺术史无关。的确,当前有很多这样的画家,其中也包括一些自称内行但实属“门外汉”的画商、经纪人等,均把市场作为衡量画家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尺。作品有市场,能卖出个好价钱,就认为其成功;作品没市场,卖不出好价钱,就认为其不成功。奇怪的是,这种观念并未随着人们对市场认识的逐渐清醒而有所消减、淡化,恰恰相反,随着金融、资本等的介入,却在一天天地加重、蔓延。


吴冠中作品

而对于很多画家来讲,明明知道过度商业化会对艺术创作产生严重的侵蚀,也会大大限制创作自由,明明知道过分市场化很可能会导致思想的低智化、创作的低俗化,却还是心甘情愿地向市场屈服,被资本左右。久而久之,便再也找不到一个真正的艺术家身上所本该具有的那种感觉和状态,相反,一开口便是所谓的“车子”“票子”,一出手便是所谓的“套路”“习气”“行活”“大路货”,却仍然大言不惭,美其名曰“个人风格”。


吴冠中作品

面对这样的画家及其作品,越是反映说“市场不错”,就越要高度警惕。尤其对于学术界,对于有良知的评论家来讲,在进行评论之前,越要谨慎,仔细甄别。无论是对画家的品行,还是其作品的水平,都要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然后再做决定,到底值不值得为其做评论、写文章。当然这里涉及评论家自身的学术姿态问题。作为评论家,一定要有格调、操守和节制,不能好坏不分、黑白颠倒,甚至有意混淆视听,毫无原则底线,见钱眼开。

而说到当下的学术界,其实一直都有这么一个不成文的约定,即对市场特别火爆的画家,无论是史论家,还是评论家,他们在进行史料撰写、学术整理时,都尽量予以回避。为什么会这样呢?


吴冠中作品

平心而论,目前中国的书画市场泡沫太大,并非一个正常的、纯粹意义上的艺术品市场。过度包装、恶意炒作、虚假营销等行为屡见不鲜,甚至已成普遍现象。毫不客气地讲,当下中国的书画家,无论是其对外的推广宣传,还是作品的市场经营等,存在着太多不同程度的虚假操作行为,尤其在市场经营方面水分更大。


作为严肃的、公正的、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美术史书写、学术检验,市场因素很难作为其参考的依据。尤其在目前,学术评价体系跟市场价格体系不存在直接或必然的联系,举凡以市场因素作为重要参考依据来进行史料说明或学术评判的,都很难令人信服。而只有当中国的艺术品市场真正走向正轨、恢复理性时,市场提供的数据及相关资料等,才会具有可信度。


吴冠中作品

所以说,对于那些在学术上还未找到位置,作品还欠缺学术性的画家来讲,即便市场做得再好,也没有用,只能是暂时的,折腾一阵子过后自然就偃旗息鼓,甚至销声匿迹了。应该坚信,艺术品的价值体现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学术评判上来,回归到作品的学术性上来。换句话说,学术价值是基石,是根本,它奠定着艺术品的价值,也最终决定了艺术品的价值高度,并直接关系到能否被写入艺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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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这一点后,画家们就要认真考虑,接下来究竟该以怎样的姿态来进行艺术研究、创作与经营,而不是“只做好市场就够了”。那些屈服于市场和资本,对学术以及艺术的本体创作等表现出轻视、傲慢或虚伪的样子的艺术家,只是在暴露出自己的无知以及修养的困乏,最终将会失去作为一个艺术家的素养和资格,只能是风光一时。(王进玉,知名艺术评论家)


吴冠中作品


靠卖画的艺术家究竟可以走多远?
文/张震

古代画家,卖画风行,除朝庭供养的翰林画家外,业余画家皆造画而卖,一家老少嘴巴张着,全靠那杆毛笔,那点颜料。

吴冠中作品

荆浩隐藏居太行洪谷,靠“山水”沽酒;王冕遁于九宫山,靠“梅竹”养生;石涛“收尽天下奇峰”,维扬盐商视为珍宝;郑燮掷去乌纱,扬州市面“瘦竹纸贵”;古之卖画最堂而皇之者,要数玩世不恭的唐伯虎,他直接在画上题诗——“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

近代,卖画之风比古代更盛,不仅卖中堂、条幅,也卖扇面、手卷。北方以北平为中心,南方以上海为据点,北方最著名的有溥儒、齐白石、祁昆;南方人就多了,包括赵之谦、任伯年、钱慧安、吴昌硕、贺天健、徐悲鸿、张大千、刘海粟等等几代人,统称“海上画派”。近代人与古代人相比,有了更先进的手段,可以直接把价钱登在报纸上,明码标价,童叟无欺,愿打愿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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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画家又是如何定价的呢?这当然视名头和画质而定。就拿吴昌硕1922年登在上海《申报》上的润笔为例:堂匾三十两,斋匾十二两,楹联五尺十两,六尺十四两,山水花卉加三倍,印章每字四两,题诗跋每件三十两。当时“一两”大约合银洋壹圆四角。如果按这个价码算,当时吴昌硕一张四尺整张的花卉,大约要一百二十块银洋。而鲁迅呢?也是在这时写了一篇小说,发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上,收到的稿费只有五圆。而像胡适、辜鸿铭、蒋梦麟、马叙伦这样的名教授,当时的月薪是280银洋,有时还拖欠。所以,在那个年代像任伯年、吴昌硕、张大千、宋美龄的老师贺天健等人,日子都美美哒,拿上海话说:伊拉是小开,天天开洋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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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抱石也有一个卖画的故事:解放前他在南京办了一次画展,当时的国民党中宣部长张道藩也来捧场,展览时许多画上已贴上红纸,写着:已售。价格在1000至3000银洋不等。展览结束后,他就用这笔钱盖了一幢简易的小洋楼,窗子还在刷油漆时,南京就解放后了,他怕别人说他是剥削阶级,吓得几乎没敢去住。

中国画家并不都是向钱看的,也极讲人情,中国有求字索画一说,朋友之间感情到位了,送张画可以长久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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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冠中就说过,我也主动赠画给人,比如为我治愈疾病的医生,比如朋友、学生和真正喜欢我画的人。这一点中国人与西洋人差别很大,西洋人没有讨画一说,你看上了,你喜欢,你就掏钱,即使是戴高乐、蓬皮杜、密特朗,他们也不会向人讨画,西洋人的脑子里就没有这根弦。在西洋人眼中,仿佛付钱就是对画家最大的尊重,他们想要得到画,就会去画廊,去拍卖公司举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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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之后,画家卖画最初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那时候还没有拍卖公司,也很少有画廊。虽然工艺美术商店进出口柜台会有一些,但要外汇券,是卖给外国人的。那时候卖画买画,仅仅限于私下交易,人数也仅限于少数画家。

画家亚明的一位学生曾经讲述亚明第一次卖画的故事:日本人到他家来买画,他换上最干净的衣服,坐在画案前,表情严肃。他也不客气,劈头盖脸地对日本人说:“画是我的命,钱是你的命,你要,咱们就以命换命。”这位学生说出这个细节,我忍俊不禁,这哪是卖画,而是这位新四军老战士,把卖画上升到政治高度。

这几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拍卖公司在中国大地如雨后春笋,很多美术作品一经拍卖公司的灯光照射,一经拍卖师和所谓专家的游说,突然之间价格会猛增,如神话一般进入价格仙境。乖乖,一张宣纸,一块画布,能换回几套房子或别墅,甚至是一个中产阶级几辈子都挣不到的钱。于是,想走捷径的画家,如雨后春笋一般,于是想靠造假发财的画贼,也如雨后春笋一般,于是想靠“捡漏”爆富,结果买回一堆假货的人更是雨后春笋。真是江上两条船,往来名和利。



吴冠中作品

画家是艺术家中一直走在市场前沿的人群,它有好处,也有弊端。好处是能为真正的艺术作品找到归宿,并且能为画家提供丰厚的经济基础;而弊端也有很多,比如公开卖假货,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就好比,商场谁敢卖假货?拍卖公司为什么就可以?比如拍卖时自我炒作,把价格喊高,自己再买回来,看似一场闹剧,其实是在价格欺诈,不了解内情的人,还真以为这东西就这么贵。

画家需要润笔,购者以钱买画或赠物互换,这都是正常的现象。欧阳修请蔡襄题字,都拿出鼠须粟尾笔,铜绿笔格,大小龙茶和惠山泉水作回报,何况我们这些常人呢?如今是好时代,卖画能卖出好价是好事,但也不要被这光怪陆离的金钱梦迷惑,陷得太深不利于出作品、出人才。


吴冠中作品

试想一下,一个稍有小名的画家,如果他总在琢磨自己的画也要卖个二万、三万一平尺, 他还能进步吗?偶尔想入非非,可能不会影响人生目标,但长时间想入非非,一定会付出代价。

一个画家,或者说一个艺术家是不能过分看重钱的,握着点金棒,点石成金的人早就死了。唐伯虎也是这方面最好的例子,他中年之前活的潇洒吧,可就是因为他不停地卖画,流连声色,晚年也越来越惨。晚年他仍在画上题诗,但诗已极为惨淡:青山白发老疾顽,笔砚生涯苦食艰。湖上水田人不要,谁来买我画中山。

画家卖画,就应该像清代诗人江弢叔的两句诗:我去寻诗定是痴,诗来寻我却难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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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仁慈的,它能使优秀者变得更加优秀,时间也是无情的,它也会让许多曾经红极一时的所谓的艺术家变平庸,甚至销声匿迹。孟子说:“集大成者,金声而玉振之也”,任何一个艺术家都应该讲大义,应该以追求为大任,把目光放得远些,再远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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