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捐赠，看似是慷慨之举，实际上，背后也有隐情。

当时中文化部号召大家买公债，不是单纯说说而已，而是要到落到实处，看每个人到底买多少。

张伯驹的钱都用来抢救字画了，根本没有余钱，只报一千块，显得太没有诚意，肯定会被批评。

无奈之下，他想到了卖字画，跟妻子潘素商量。

晚年的张伯驹与其夫人潘素

潘素知道他最舍不得这些宝贝，故意逗他。

卖字画，卖哪幅呢？

《平复帖》？

《张好好诗》卷？

张伯驹一直摇头，说这些不能卖，是留给夫人的财产。

潘素本是世家千金，家道中落后，流落红尘。她经历的多，如今能和张伯驹一起生活，已经很知足，没有什么看不开，也没有什么放不下。她说，我不要，不如我们捐了吧，交给公家放心。

公债的钱没筹到，但这8件国宝，却以夫妇的名义，上交给了国家。

后来国家要奖励他们3万元，张伯驹生怕被说卖画求荣，不肯要，郑振铎劝他，这不是卖字画的收入，只是象征性的鼓励，张伯驹才肯收下，后来，还是用这笔钱买了公债。

张伯驹只留下了那张奖状，他对待奖状，就如一张普通的纸，但换来这张奖状的八件国宝，却耗费了他30年的光阴，花光了万贯家财，卖了房子，甚至差点搭上了性命。

守护国宝，他从来知难而进

按现代眼光来衡量，张伯驹无疑是玛丽苏剧中的男主角本人，出身世家，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除了爱好诗文书画和收藏，没有别的黑点。

长年一袭文人长衫，从不西装革履。最最关键，他年轻时候颜值高过吴彦祖，随便撸个猫都是偶像明星既视感。

张伯驹

他和夫人潘素的相遇相知相爱，也成为了人们津津乐道的传奇。

但这个明明能靠脸吃饭的人，偏偏是个实力派，为了不让国宝文物流落海外，他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

张伯驹的收藏传奇，始于1927年，那年他30岁。

一天，他在琉璃厂闲逛，看到一幅“丛碧山房”横幅，字迹苍劲飘逸，令他一见倾心。取下来一看落款，竟是康熙御笔，张伯驹心中计较一番，确定是真迹无疑，立马买了下来。

就是这件康熙御笔，引领张伯驹走上收藏之路。他自号“丛碧”，甚至将弓弦胡同1号的宅子命名为“丛碧山房”，后来撰写的书画收藏著录，也取名为《丛碧书画录》，以此纪念自己初入收藏圈的机缘。

从此，他成了母亲眼中的败家子，不当官，不做事，就知道花钱买字画。

而他买的字画，都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珍品。

《平复帖》

西晋 陆机《平复帖》 故宫博物院馆藏

《平复帖》是本次故宫张伯驹纪念展中最有名的一件作品，是九大“镇国之宝”之一，号称“中华第一帖”。

之所以那么重要，因为它是中国最早的名家法帖，写于1700年前，作者是西晋诗坛超级爱豆陆机，比王羲之的手迹还早七八十年，且流传有序。其上的书法，是汉隶过渡到章草的最初形态。我们可以通过它，来研究中国文字和书法的变迁。

《平复帖》写在牙色麻纸上，9行，84字，本无名款。流传到宋代，才被认定为西晋陆机作品，米芾更将它定为“晋贤十四帖卷”之一。此帖后藏入宣和内府，秘不示人，只有宋徽宗才能看到，并在其上题签、钤玺印。

《平复帖》唐人题签与宋徽宗泥金题签

清代，《平复帖》经过梁清标、安岐等人递藏，流入清内府，后来流出，先后到了成亲王永瑆、恭亲王奕䜣，溥儒手中。

1934年，张伯驹在湖北的一次赈灾书画会上见到了《平复帖》，后来得知这件“法帖之祖”在溥儒家里，就开始发愁。因为之前溥儒曾将唐代韩干《照夜白图》出售，导致其流落海外。

张伯驹可不想《平复帖》重蹈覆辙，毕竟全世界只有这一件，绝不能让外国人拿了去。他立即找到中间人从中斡旋，希望溥儒把《平复帖》卖给他。溥儒没有直接回绝，但他并不想卖，于是随口开价20万大洋，希望他知难而退。

张伯驹虽然有钱，但20万的天价他也承受不起。他又请来溥儒的好友张大千当说客，问6万行不行。谈不拢，这件事就此搁置。

1937年底，溥儒母亲去世，急需用钱，张伯驹又想到《平复帖》，但觉得此时去买，未免太趁人之危，不好意思开口。他请傅增湘去说合，想先借溥儒一万元，帮他料理母亲后事。

这次溥儒可能被张伯驹的诚意感动，没过几天，傅增湘竟然把《平复帖》拿回来，说溥儒要价四万，不用抵押。

张伯驹看着《平复帖》，心里的大石这才落了地。

宋 范仲淹《道服赞》卷

北宋 范仲淹《道服赞》
小楷，纸本手卷，纵34.8cm，横47.9cm
现藏故宫博物院

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大家都从语文课本上读到过，但语文课本里可没有他的书法，《道服赞》就是他的传世手迹。

宋代文人崇尚极简美学，道家清净，因此他们都喜欢与道士交往，穿道服也是时尚。此篇就是范仲淹为同年友人“平海书记许兄”所制道服撰写的一篇赞文。

范仲淹为人正直，忧心国事，小楷《道服赞》行笔清劲硬瘦，顿挫有力，非常能够体现范仲淹文人士大夫的风骨。时人称此帖“文醇笔劲，既美且箴。”

就是这件书法，让张伯驹花了110两黄金，差点没钱买《游春图》。

当时，北京琉璃厂论文斋的老板靳伯声从东北将《道服赞》收购回来。张大千、马叔平得知，都迫不及待想拜读一下这件传世名家书法。靳伯声持此卷，却秘不示人，为的是提高卖价。

其实张伯驹也早已听闻，但他看透靳伯声的想法，按兵不动。最后，靳伯声终于忍不住，悄悄给张伯驹打电话，表示要送上门给他鉴定一下。

张伯驹见到《道服赞》，赞叹不已，确定为真迹，以110两黄金买下，并请来张大千、马叔平等人一起欣赏观摩，席间大家一起作画谈诗，非常尽兴。

唐 杜牧之《张好好诗》卷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在中国，就连三四岁的孩子，也会背一两句杜十三的诗。和范仲淹一样，对我们来讲，杜牧也是只存在于传说中，但张伯驹不一样，他有杜牧的亲笔情诗《张好好诗》卷。

唐 杜牧《张好好诗》卷 局部
纸本行书，纵28.2cm，横16.2cm
现藏故宫博物院

杜牧27岁那年，偶见了13岁的歌妓张好好，她天真可爱，才华出众，令杜牧印象深刻。五年后，洛阳东门，二人再次重逢，杜牧却发现18岁的张好好，在卖酒为生。这么好的女孩子，在这么好的年纪，给别人当妾又被抛弃，最后沦落到只能卖酒。杜牧有感于当年的美好，和现实的残酷，提笔写下这首诗。

杜牧有名的诗句很多，但《张好好诗》卷不仅文采斐然，更是他唯一流传下来的书法手迹。《宣和书谱》评杜牧书法：“气格雄健，与文章相表里”，诗文、书法风格统一，更能传达诗人的感情，因而更为珍贵。

此卷写于麻纸，书用硬笔，笔法劲健，颇多叉笔，非常具有唐代风格，宋徽宗收藏此卷，题签“唐杜牧张好好诗”，并钤玺印，整卷还保存着宋代内府装潢式样。后来，此卷经宋贾似道、明项元汴、张孝思、清梁清标等名家递藏，于乾隆年间进入清内府，后被溥仪携出宫外，流散民间。

1950年，张伯驹从画家秦仲文那里听说，靳伯声手里有《张好好诗》，张伯驹又各种托人，终以“五千数百金收之”。

张伯驹曾经在《杜牧之赠张好好诗卷》一文中写到“后有年羹尧观款。”说明他经常展卷观摹，仔细研究这幅名家手迹，但他并不像其他收藏家那样，盖上自己的鉴藏印，以示自己拥有过，他是真的单纯想保护这些珍品免于流亡海外。

北宋 蔡襄《自书诗册》

北宋 蔡襄《自书诗册》纸本 行书
纵28.2cm，横221.2cm，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自书诗册》是宋四家之一蔡襄的传世名迹，写于四十岁，当时他被召回汴京做官，人逢喜事精神爽，因此蔡襄回归途中随手写下的诗稿，也是说不出快意流畅。

虽说是私人手稿，写得随意，但字迹风格仍清健飘逸，自成一家，非常能够体现蔡襄中年的成熟书风，因此后世又称《自书诗册》为“此公第一小行书”。

此卷经累世递藏，有宋、元、明、清及近代共13家题跋。鉴藏印记：“贾似道印”、“悦生”、“贾似道图书子子孙孙永保之”、“武岳王图书”、“管延枝引”、“梁清标印”、“焦林”及清嘉庆内府诸印。

这次故宫张伯驹纪念展，因为很多展品在休眠期，不能拿出来展览，展的大部分是复制品，比如《游春图》，去年刚在“青绿山水特展”出现过，这次真迹就无法现身。

但这件蔡襄《自书诗册》，连同唐李白《上阳台帖》卷、宋吴琚《杂诗帖》卷、明唐寅《孟蜀宫妓图》轴、清樊圻《柳村渔乐图》卷，的的确确是真迹，去了展览现场的朋友有眼福。

不仅收购国宝文物，散尽家财，抗战时期，张伯驹夫妇为了保护这些国宝，也是殚精竭虑。从北京辗转到西安，他们将字画全部缝进衣被，日夜忧心，生怕路遇小偷劫匪，遭日本人横抢，更怕自己疏忽大意，水淹火毁。

张伯驹曾被绑架，他暗中托人递消息给潘素，宁可我死，也绝不能变卖字画来赎我。

视字画为生命的张伯驹，曾这样说：

“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为了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图》，就是溥心畬在1936年卖给了外国人。当时我在上海，想办法阻止都来不及。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人搜刮中国文物就更厉害了。所以我从30岁到60岁，一直收藏字画名迹。目的也一直明确，那就是我在自己的书画录里写下的一句话──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这次北京故宫的张伯驹展览名“予所收蓄，永存吾土”，就是由最后一句话而来。

心里坦荡，不代表张伯驹没脾气

即使给国家捐了这么多珍宝书画，张伯驹也并没有得到善待。

1957年，“褒奖状”在家中房梁上挂了还不到一年，张伯驹就因支持京剧《马思远》的公演被打成了右派。

成了“右派”，家里人都要划清界限，张伯驹的女儿不服气，可是张伯驹说：“哎，这个没什么，人嘛，犯错误都有的。”他觉得只要自己没有亏待党，没有反过它、说一句它不好，心里就可以坦然。

心里坦荡是一回事，但不代表张伯驹没有脾气。

据张传彩回忆，张伯驹曾在1957年8月底连续两天被批判。

批判会上，张伯驹说：“我把这样多书画捐给国家，你们这样做，怕对共、产、党的影响不好吧。”

但这招致更严厉的批判：“你的财产本来就是官僚资本，是早就该没收为国有的。”

张伯驹质问批判者：“我们今天不是也讲忠吗？那么我们统、战是统、战 周遇吉（在山西宁武关誓死抵抗李自成的明末名将）呢？还是统、战 开城迎李自成的太监呢？”

这回击太犀利，张伯驹的发言权被剥夺了。

十年时间，用国宝字画充实吉林省博

张伯驹的棋友陈毅元帅，在听说他被打成右派后，十分震惊：“张伯驹把那样的珍宝都捐给了国家，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砍我脑壳也不信！”

陈毅坚信张伯驹的为人，同情他的境遇，但自己不方便出面，私下设法帮助他进行人事调动，让他避开政治风暴中心。

1961年秋，张伯驹收到一封来自吉林的电报：

伯驹先生并慧素女士：

吉林地处东北腹地，物阜民丰，百业待举。现省博物馆急需要有经验的人才。若伯驹先生身体允许，可否考虑来吉林工作。

翘盼赐复。

又：慧素女士可一同调来吉林，在省艺术专科学校任职。

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宋振庭

时任吉林省委宣传部长的宋振庭发出这样的邀请，正是陈毅从中协调，但张伯驹并不知道这其中的缘由，回信中每个字都流露出他内心的小心谨慎和惶恐不安：

宋先生振庭足下台鉴：

捧读来书，不胜惶恐。我因齿落唇钝，多有舛错，名列右派，实非所志。若能为国家工作，赎过万一，自荣幸万分，若有不便，亦盼函告。

张伯驹

这年冬天，张伯驹夫妇动身北上，二人离京前，陈毅元帅专程设宴为他们践行。

陈毅惋惜地对张伯驹说：“你这样的人都被打成右派，我该向你道歉。”

张伯驹答：“国家大，人多，个人受点委屈难免，算不了什么，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我一顶帽子呢？”是愤怒过后的淡然。

临行前，陈毅为张伯驹夫妇准备了一件礼物，叮嘱他们到长春安顿好再打开看。

几天后，张伯驹与潘素动身北上。迎着长春纷扬的冬雪，他们来到了新家——吉林艺术专科学校朝阳区宿舍。

三间小屋，一个院子，就是他们的新生活。

夫妇俩将陈毅元帅的赠礼打开，竟然是一首陈毅亲笔的自作诗《冬夜杂咏》：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窗外雪落无声，夫妇二人心中百感交集。

晚年的张伯驹与其夫人潘素

就这样，张伯驹担任起了吉林省博物馆（现为吉林省博物院）第一副馆长一职，主要负责文物的鉴定工作，一待就是近十年。

既来之，则安之。张伯驹任职期间，为吉林省博物馆收藏了不少好画，开创了真正意义上的吉林省博物馆的馆藏时代，并历史性地购进大批书画珍品，更将个人收藏的60多件文物捐赠出来，只用了几年的时间，就让吉林省博物馆的馆藏文物，在数量和质量上跃居全国前列。

如今，他捐赠的文物也都成了吉林省博的镇馆之宝。

其中最重要，也是最特殊的一件藏品，是南宋女画家杨妹子的《百花图卷》。

南宋杨婕妤《百花图卷》绢本
纵24厘米  横329.7厘米

说它重要，是因为这幅长卷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女性画家的作品，它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古代女性在艺术方面可以达到的高度。

《百花图卷》流传有序，梁清标、吴其贞先后递藏，于乾隆时期收入清内府收藏，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溥仪为了将其携带出宫，名义上赠送给了胞弟溥杰，后辗转藏于长春市伪满皇宫小白楼内。1945年，日本投降，溥仪逃跑，《百花图卷》流落民间，不知去向。

十年后，《百花图卷》曾在长春市内被发现，后流入北京，被张伯驹收藏，在他的《丛碧书画录》上，记录了一笔。

说他特殊，是因为这是张伯驹晚年身边最后一件国宝级的珍品。

“余所藏晋唐宋元名迹尽归公家，此卷欲自娱，以娱老景。”张伯驹说，自己一生收藏的晋唐宋元名迹全都捐给了公家，只留下《百花图卷》在身边，晚年聊以自娱。

可到最后，他还是捐给了吉林省博物馆，这个他朝夕工作了十年的地方。

宋拓《九成宫醴泉铭册》纸本
纵20.5厘米  横34.8厘米

练“欧体”的人，没有不知道九成宫的。这件欧阳询75岁的作品，最能代表他的书风。此碑法度森严，结构精密，上承下覆，左揖右让，局部险劲而整体端庄，平稳而险绝。

《九成宫醴泉铭》立于唐贞观六年（公元632年），由魏征撰文，记载唐太宗在九成宫避暑时发现“醴泉”之事，今石尚存，但剜凿过多，已非原貌，传世最佳拓本为宋拓本。

张伯驹捐的这件，就是流传绝少的宋拓本。

唐人楷书《妙法莲华经普贤菩萨劝发品残册》
纸本 纵16厘米，横6厘米

此本为唐人写经残册，所书内容为《妙法莲华经普贤菩萨劝发品》，字有残损脱落，因此句读不通。书法用笔清劲，结体端庄，没有敦煌写经常见的用笔习气，轻灵处似《灵飞经》，敦厚处见《多宝塔》。

无言的结局：你们知道张伯驹是谁吗？

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文革开始，张伯驹和潘素又一次被批斗，甚至抄家、隔离审查。

但他们白天被游街批斗，晚上依然写诗作画，张伯驹最爱画腊梅，因其坚毅，潘素画小幅花卉，装订成册。

特殊时期，张伯驹一贯处变不惊，只为书画破例。

当时红、卫、兵找到他收藏的卷轴字画，准备丢到院子里焚毁，张伯驹颤颤巍巍地跪下，不停地求他们：“要烧就烧我吧，这可都是国家的宝贝，烧了就再也没有了。”

后来，张伯驹被发配吉林舒兰劳改，但因为年龄太大被拒绝，夫妇二人只能回到北京，旧宅已经被别人占了，他们只能蜗居10平米的小屋里。

红学家周汝昌曾回忆张伯驹的困苦生活，“因户口不在北京，口粮自成问题，因而有时在小寓留饭，粗馔劣茶，先生亦不嫌弃，仍尽主客之欢。我因无力相济，只能将所节省的粮票，邮寄先生，聊当濡沫。”

张伯驹

1969年到1972年，王世襄曾多次去看望张伯驹。“他除了年龄增长，心情神态和20年前住在李莲英旧宅时并无差异。不怨天，不尤人，坦然自若，依然故我。”

他的坦然自若，怕只是因为看得太清楚。在那些千百年的书画面前，个人浮名功利皆是尘土。

1972年，陈毅逝世，这位老朋友，生前无私帮助张伯驹，在他去世后，也为张伯驹的人生带来转机。

张伯驹因为政治身份，无法前去吊唁，只能含泪写就一幅挽联：“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山河，永离赤县；挥戈挽日，契尊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泉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张伯驹的诗文，比他的收藏鉴赏功力还精绝，毛主席在追悼大会上看到这幅挽联，非常感慨：“词写得好，书法也好。”

陈毅夫人便在旁边说了一句，这是当年捐画的张伯驹写的。

主席问了张伯驹的情况，立刻托周总理安排，张伯驹才被安排到中央文史馆工作，潘素也成了中国画院的画师。

1978年，张伯驹在文革中的罪名得以平反，恢复名誉。此时，他80岁。

1980年，张伯驹右派问题得到平反。

1982年正月，张伯驹突患感冒，被送进北大医院，安排在一个八人间的病房内。

老人感冒，最怕人多，交叉感染，潘素向向医院申请，能不能换个单人间，或者双人间。

院方回答：“张伯驹不够级别，不能换。”

两天后，同病房一位病人去世，张伯驹病情更加严重，他情绪激动，闹着要回家。

潘素再次申请，又被拒绝。

又过了两天，同病房又一位去世，张伯驹由感冒转成肺炎。

期间，张大千曾让孙子张晓鹰，曾在出国前来探望张伯驹。

据张传彩回忆，“病榻上的父亲零星地知道了张大千的一些情况之后，泣不成声，挣扎坐起来，与张晓鹰合影，留下最后一幅照片。”

张大千命孙子张晓鹰赴北大医院看望张伯驹

当天下午，张伯驹又请人录下他作的一首《七律》和一阕《鹧鸪天》，一首写给张大千，一首写给自己。

病居医院，张大千兄令孙张晓鹰赴美，来视并拍照。因寄怀大千兄。

别后瞬经四十年，沧波急注换桑田。画图常看江山好，风物空过岁月圆。
一病翻知思万事，余情未可了前缘。还期早息阋墙梦，莫负人生大自然。

鹧鸪天·病居医院至诞辰敢赋

以将干支斗指寅，回头应自省吾身：莫辜出处人民义，可负生教父母恩？
儒释道，任天真；聪明正直即为神。长希一往升平世，物我同春共万旬。

张伯驹这一生，无论经历了什么，心中总是饱含一个真正的文人理想，希望太平盛世，物我同春。

可现实总是那么残酷，轻易就能将梦打碎。

2月26日，张伯驹去世，享年84岁。

事后，有学生跑到北大医院叫骂：“你们知道张伯驹是谁吗？你们说他不够级别住单人间？呸！我告诉你们——他一个人捐献给国家的东西，足够买下你们这座医院！”

收藏界的孤胆英雄

1957年秋，故宫的书画展迎来了一位观众。这位老人“背着手，独自浏览。大厅里有些阴冷，清鼻涕流出来，他顺便用手一擦，了事。他欣赏这些故宫藏画，远没有潘素看得细致。好像自己与这些藏品是老朋友了，这次来，不过是抽空会个面罢了。”

这位老人，就是张伯驹。

字画陈列在展厅，安安静静，回想那些为了保护字画而四处奔波的三十年，恍若一场梦。

当年得知《游春图》可能会被卖给外国人，张伯驹寝食难安，曾请求故宫收购此件国宝，但故宫经费不足拒绝了他，张伯驹只好卖掉自己弓弦胡同1号的豪宅换画，对方无赖，坐地加价，他也没说什么，只是回家躺在地上，央求夫人潘素卖首饰凑钱，不管怎样，这画一定要留在中国。

不知道则已，一旦被他知道，他就有责任把画保护好，不惜一切代价。

张伯驹，就像是收藏界的孤胆英雄。

但他斥巨资，冒风险收购保护字画，这些不是做给别人看的，他也并不需要多么高的赞扬。

他唯一需要的，是理解和信任。

唯一能摧毁他的，也只有不理解，和不信任。

他费尽心血做的努力，被别人轻而易举地抹杀，丢进火堆，他真的能够淡然处之吗？

媒体宣传伟大的人物，总喜欢把人塑造成神，品行完美，没有任何负面情绪，可行走世间，道路泥泞，哪有人能够一味奉献，掏空自己还能一直保持热情，保持淡然呢？

比起把他推上神坛，赋予一些虚名，或许我们应该试着从正常人的角度出发，去直面他的情绪。

被冒犯了，被欺负了，可以生气、抱怨、委屈、申辩，这些，都应该是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