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大家》节目采访王世襄，见到主持人第一句话，王老便说：“我婉拒你们这个节目好多次了，就因为不喜欢你们这个名字，感觉一上你们节目我就成大家了，我哪儿算是什么大家呀。”

玩蟋蟀、养大鹰、训鸽子、刻葫芦，王世襄从小喜欢调教鹰狗的游艺，用他自己的话说：“从小学玩儿到大学，我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然而，若没有王世襄，那些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玩物”，将永远无法跟“文化”二字关联起来，并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光彩，以至于曾有人评价说：“21世纪可能还会出现个钱锺书，但再也不会出现王世襄了。”

父亲抱着一岁的王世襄

王世襄是个标准的世家子弟，其先祖曾是福州城内的望族之一，父亲王继曾一度担任张之洞的秘书，后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母亲金章娴雅高贵，曾留学欧洲，身为鱼藻画家，持家之外寄情绘事。大舅金北楼则是民国北方画坛领袖。

儿时，家中有私塾老师教经、史和诗词，为王世襄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出生于这样的望族，若自幼勤于诗书，王世襄真有可能成为“钱锺书式的人物”。

有一年，王世襄得了猩红热，传染给大两岁的哥哥王世荣，结果王世襄命大，扛过去没死，哥哥死了。那时的王世襄淘气，每次去舅舅家，不是捅马蜂窝，就是上房揭瓦，亲戚们都劝金章好好管教王世襄，金章却对王世襄万分宠溺，说：“只要于身体无害，就随他去吧。”

10岁时，王世襄就开始养鸽子，举着大竿子赶鸽群。他还养蝈蝈，学八卦和太极，跟清宫摔跤手学摔跤，自己学习驯鹰和放狗、捉獾、逮兔。由于家境优裕，王世襄活得自由自在，京城里各种杂七杂八的传统玩意儿，他很小的时候就一个个玩儿得有板有眼，混迹于前清的遗老遗少之间，很快成了北京城内有名的少年玩主。

小学时，他就读于北京一所美国侨民学校，每周老师布置英语作文下来，王世襄全把自己玩儿鸽子的心得记下，气得英语老师怒而掷还，斥道：“汝今后如再不改换题目，无论写得好坏，一律给P（poor，即不及格）！”

就这么一路玩下去，王世襄根本不把学业放在眼中，考入燕京大学医学科后，他仍不收心，沉醉于种葫芦、养鹰、养狗、养鸽子，他甚至臂上架着大鹰跑去上学。怀中揣着蝈蝈在课堂鸣叫，老师听见了，一声令下让他滚到课堂外面去。这种“玩家”派头被同学视为不务正业，教授们一个个都很是为他感到心痛：“你若再这样下去，前途就毁了！”

王世襄听不进去，没多久，功课自然落下，一考就不及格，加之理科基础并不好，愈发读不下去，只好转到了国文科。

因为国学基础好，王世襄到了国文科如鱼得水，甚至帮着全班学生吟诗作赋写作业，教授不知其中缘由，还当全班人称赞：“你们是我教得最好的一批学生。”王世襄自觉毕业不成问题，从此就玩得更欢了。

02

还记得哥哥王世荣死时，对于王世襄的不听管教，亲戚们都哀叹：“可惜死了个好的。”幼年的王世襄听见大家这么说，并不往心里去，只管玩自己的。

人生的转折，发生在1939年春，一直疼爱他的慈母金章突然去世，王世襄经受了出生以来第一个打击。他深知母亲对自己的期盼，只因宠爱，才不肯将他的自由困在诗书之间。

“母亲的去世，使我醒悟，觉得自己愧对父母的关爱和期望，于是，我开始认真念书。”

王世襄母亲金章

这年，他考入燕京大学研究院，从此摒弃一切玩好，专心学业。

因受家庭影响，对中国美术史感兴趣，以《中国画论研究》（先秦至宋代）一文，王世襄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园被日军占领，王世襄回到家中，在父亲鼓励下，完成了《中国画论研究》元明清部分。

论文撰写极其艰难，前后历时五载，直到1943年夏，才完成这部洋洋洒洒共70万言的立志成才之作。

《中国画论研究》完成后，父亲说：“你已经到了自谋生活的年龄。北平沦陷，自然不能再呆下去。”深思熟虑后，王世襄决定去往西南，立志要开拓一片自己的天地。

王世襄辗转跋涉，来到中研院所在地，四川李庄。在这里，他遇到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梁、王两家是世交，梁启超是王世襄的伯祖王仁堪的门生。梁将王世襄推荐给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傅斯年上来就问：“你是哪里毕业的？”王世襄回答：“燕京大学。”傅斯年说：“燕京毕业的不配到我们这里来。”

据说傅斯年看不惯王世襄身上的“纨绔之气”，知道他曾是少年玩主，断定难成大事。梁思成想了想，对王世襄说:“你志愿是美术史，若对古建筑有兴趣，可以到中国营造学社边学习边工作。”王世襄就此留下，在营造学社期间，一面进行野外调查工作，一面饱览古建筑典籍，为日后从事髹漆、明式家具研究打下基础。

王世襄书法

1945年8月，日军投降，王世襄干了人生中第一件“大事”。

经梁思成和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推荐，他被派回北平清查战乱损失文物。王世襄宴请了四五十位知名古玩商，一番调查，得知多数文物被德国人杨宁史买去。王世襄整日往返于北、津之间，查出杨宁史是禅臣洋行经理后，立即到他公司去暗访，恰好看见一个外籍女秘书在打字，文件内容正是青铜器目录。王世襄一把将目录抓到手中，女秘书只得招认。王世襄随即找到宋子文详陈原委，终于没收了杨宁史的青铜器240件。之后，王世襄又在天津接收溥仪保险柜中的一批珍贵文物，多达20匣，价值连城。

杨宁史捐献收据

更为艰难的“追索之路”，是要从日本人手中拿回国宝。

战后，“文物清损会”在重庆成立，当专家组要去日本追讨文物时，国民政府却连一个翻译钱都不肯出。考古学家李济在日本碰了一鼻子灰后，追讨文物的重担便落在王世襄身上。

抗战期间，曾有一批善本书运去香港。日军侵略香港时将这批善本书全部劫往日本。除中央图书馆善本110箱外，还有中华图书馆协会210箱、岭南大学20箱、国立北平图书馆70箱又零散文献3787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5箱、东方学图书3箱。有28种可谓“国宝”，如宋刊本《五臣注文选》《后汉书》《礼记》、明写本《永乐大典》数卷。

当初傅斯年看不上王世襄，可王世襄去日本前，他说：“你去日本追寻文物，应和在平津一样，要非常非常的aggressive（敢作敢为）。”

然而到了日本，王世襄也四处碰壁，当时联合国规定写明：要求偿还的文物，必须经证明确为“抗战”时被劫被盗，还要列举损失文物的名称、制作年代、形状、尺寸、重量等，最好附有照片……可王世襄哪儿去找那么详实的材料？王世襄十分气愤，一方面大声疾呼，一方面通过美国在日所设文物机构寻找资料。

1947年2月，王世襄经过多方努力，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把107箱善本书，用汽车运到横滨码头，再用轮船运回上海，使这批国宝完整回到中国。

1945年9月到1946年10月，王世襄为国家追回共6批文物，加上追回的107箱善本书，数以万计。这是王世襄人生中最自豪的一件事。

03

离开故宫之后，他每天起早贪黑，钻研自称“偏门”的学问，开始收藏、研究明清家具、鸽哨、竹刻、葫芦…

王世襄常常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与工匠、民俗艺人混在一起。他待人谦恭，跟底层人打交道非常多，民间工匠也愿意跟他交流，传技于他。经过几年的潜心研究和艰辛劳动，刻蜡版、油印，整理成册，完成了数十万字的著述。

为了得到心爱之物，王世襄不顾时间和财力，甚至长途跋涉、风餐露宿在所不辞。

“那时候，我整天弄一个车，车后边有一个大架子。大桌子、椅子我都骑车子载回来。全北京城我到处跑，春节我还跑到京东宝坻县。大年三十晚上，在小店里睡觉。小店里很冷，没有火。我拿两只鞋鞋底对鞋底一扣，放到炕沿上当枕头。只有这样才能买到极便宜的物件。那时候的古琴，全是用东西换的，用我母亲的首饰换的。 ”

一次，在北京通州鼓楼北小巷一个老太太家，王世襄看到一对杌凳，明朝的。老太太要价20元，他便马上掏钱，老太太见他没还价，马上改口不卖了。

两天后，路过东四挂货铺，王世襄看见打小鼓的王四坐在杌凳上，上去就问：“这个多少钱？”王四要价40，他一摸，才发现没带钱包。等他带着钱回到挂货铺，杌凳被人买走了。王世襄辗转找到那人，想把杌凳买回来，对方就是不肯卖。王世襄锲而不舍，隔三差五登门拜访，软磨硬泡了一年，跑了二三十次，最后花了400块钱收下！

人家说他傻，可他觉得一点也不亏：“搜集文化器物总有一个经历。越是曲折，越是奇巧，越使人难忘。”

正因为有这股“蠢劲儿”，王世襄虽然长时间囊中羞涩，一路却藏下了诸多名器珍宝。比如最让他得意的“天下第一紫檀案”，是明末清初宋牧仲祠堂里的珍品，他只花了80块钱便买了下来。

论数量，他一人收藏明式家具多达79件，论质量，其弟子，古家具专家田家青说：

“如果要选12件全世界最好的明式家具出一套邮票，代表中国文化，那王（世襄）先生的收藏就占了5件。任何其他领域，比如瓷器、绘画、书法，不可能一人的收藏占其中半壁江山，所以这收藏能力太可怕了。而且是一个人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不可不说是传奇。”

为了收藏和研究这些文物，王世襄可以说是散尽家财。当时王世襄穷到何种程度？收藏家马未都曾回忆说：“王世襄有一张黄花梨方桌，购于北京通县，价格仅5元，舍不得运输费，自己一手扶车把，一手扶桌腿，将桌扣在背上，骑车运回家，因此获‘穷王’美称。”

04

2000年，86岁的王世襄，将一生文章结集为《锦灰堆》出版，书中涉及家具、漆具、竹刻、工艺、则例、书画、雕塑、乐舞、忆往、游艺、饮食、杂稿等十二类。这套奇书出版后风行一时，成为从事收藏和鉴赏者的必读书。

不得不说，少年时代的游乐艺趣，最终都成为王世襄研究的对象。大凡他玩过的东西，都留下了心得，架鹰走狗斗蛐蛐本是游手好闲之徒所为，经他把这些东西加以描述和总结，就变成了一种民俗文化。

王世襄一生著述30多本，学识之广博，意义之深远，前无古人，恐怕亦后无来者。其中《明代家具研究》、《明代家具珍赏》，乃举世公认的中国古典家具领域里程碑著述，此书一出，更是开拓了一个产业。

王世襄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推动了明式家具的研究与收藏。《髹饰录解说》无疑为古代漆器研究，开拓了一个无可替代的领域。

80岁以后，他又重拾儿时经验，注释写作《蟋蟀谱集成》《秋虫六忆》《明代鸽经·清代鸽谱》《北京鸽哨》《说葫芦》《冬虫篇》《大鹰篇》《獾狗篇》等…可谓门门绝学，令人叹止。

对于王世襄的著述，启功先生说：“一本本，一页页，一行行，一字字，无一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注脚。”

20世纪90年代，王世襄的名声越来越响。尤其得知他的出身和藏品后，许多人都好奇这位奇人：“生活中岂不是考究至极？”

然而，与锦衣玉食的想象不同，王世襄早年虽出生于望族，后来却与街上的老大爷无异，身上穿的衣服，手中拿的碗筷，几乎都是随街可买的大路货。甚至平时用的瓷器和日用器皿，连一个成套家用细路瓷器都比不上。唯一讲究的，是王老爷子爱吃，不但自己挑口味，而且烧菜一绝，出门时，常挎一个菜篮子在身上。

王世襄在京城有“美食家”之誉，对食材半点糟蹋不得。比如吃完老玉米，玉米皮绝不扔掉，将之洗净、擀平、晾干后，刷洗碗筷用。出门请客吃饭，绝对去那些好吃不贵、有真手艺且不讲铺张的餐馆。这样朴素平淡的生活态度，正应了王世襄老人的案铭：“世好妍华，我耽拙朴。”

生活上，王世襄过得去就行，在做学问上，却来不得半点马虎。

每天早上4点，书房就已亮灯。平日，他惜时如金，很少接待客人。住的大院儿外贴着一张毛笔告示：“工作繁忙，恕不见客，请见谅。”外人来敲门，他半开门，探出头来说一句“我很忙，没时间”，就把对方打发回去了。

曾经，为拍摄一件康熙紫檀多宝格，因不能移动，并须一日内完成，王世襄请了三批专业摄影师，用汽车载运器材，到馆依次拍摄，只为一张可用以出版的彩色照片。十几年来，他先后拍摄近千件明清家具照片，几乎花掉了家中一大半的积蓄。王世襄可以在吃穿上素淡，可对学问，他是“锱铢必较”。

王世襄有个外号，叫“柜人”。

1976年唐山地震，震后第一天夜里，王世襄东厢房掉下一块屋脊。次日，周围居民在院子里搭床过夜，王世襄不愿离开家里的珍宝，便在紫檀大柜的搁板上铺上毯子，人钻进去，勉强能把腿伸直，数月之间，当起了“柜中人”。

彼时，他的老宅早已变成大杂院儿，放置明式家具的屋后面便是他人厨房毁了就完了。王世襄为此忧心忡忡，想来想去，他打算捐给故宫，可故宫方面没有家具专馆。直到上海博物馆完工，开了家具展厅。

马未都和王世襄

香港商人庄贵仑想要买下他的家具，王世襄提出条件：“你买我的家具，必须全部给上博，一件也不能留；如同意，79件家具我也一件不留。我不讲价钱，你给多少是多少，只要够我买套公寓就行。”就这样，王老手中那批明式家具，以当时国际行情的十分之一的价格，于1993年2月全部藏入上博。

旁人得知此事，骂他是大傻瓜，王世襄却毫不在意，他说：“我对任何身外之物，都抱‘由我得之，由我遣之’的态度。只要从它获得了知识和欣赏的乐趣，就很满足了。遣送得所，问心无愧，便是圆满的结局。想永久保存，连皇帝都办不到，妄想者才是大傻瓜！”

79件藏品中，有四把明代紫檀木椅，是举世知名的最精品，价值连城。《珍赏》一书中只用一件，出现两次。按协议，王世襄只需交出一把即可。但是他却把四把全交了，原因是：“四把明代精品在一起，太难得了，我不愿拆散它们。还有在我家中多年，四把椅子从未按应有的格式摆出来过。到上海可以同时摆出，多好的一件事！”

这便是散尽家财收藏珍品的王世襄，在他看来，这些珍宝并非一人所有。这是人类的财富，它们真正的价值，无法用金钱衡量，亦非一人可占有，让所有人去了解它们的美和底蕴，才是让文物传递真正的价值。在王世襄的心底，让珍宝代代相传，让中华传统文化被更多人知道，恐怕才是最有意义的事情。

05

著名翻译家杨宪益，曾经为这位多年至交赋诗一首：“名士风流天下闻，方言苍泳寄情深。少年燕市称玩主，老大京华辑逸文。”

学人张中行也曾评价他说：“我年略长于王先生，在北京住六十年以上，见闻中学术界的人不少，还没有一个既读《说文解字》又养鹰兼斗蛐蛐的。此之谓天生的奇才，世间罕见者也。”

2009年11月28日，王世襄与世长辞。直到去世前，他还在为传统文化奔走，希望中国“观赏鸽”能被世界所知，不管上哪个节目，都在为鸽“发声”。

老人用自身学识、专注和匠心，完满地走过了后半生这段胜利之路，留下了比传奇更厚重的文化宝藏。待其离世，香港作家董桥闻听噩耗，连连摇头，只说了一句话。这句话，亦足以总结王世襄的一生：“这样的老人，以后没有啦，没有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