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说：“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提到古希腊，就会涌起一种家园之感。”
日本前首相竹下登在访问敦煌时，则称：“中国是日本文化的源头，是日本人的精神故乡。”
敦煌之于东亚，就像古希腊之于欧洲。
提到“敦煌”，与其密切相关的另一个词就是“丝绸之路”。日本人对这条通道有特殊的情结，佛教通过它而传入日本，今天的奈良被认作是“丝绸之路的东方终点”，正仓院里还收藏着大量的中国文物。
作为“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敦煌能够让日本人重新找到很多文化与艺术的源流。长久以来，日本人都对敦煌有一种朝圣的心态。
无论是冒着烈日黄沙往返丝绸之路70多次的平山郁夫，还是借由藏经卷一小段题跋而虚构出经典小说《敦煌》的井上靖，抑或当地导游口口相传的那个面对玉门关失声恸哭的不知名的日本老人……无不体现着日本人对敦煌的热爱，还有发自灵魂深处的乡愁。
日本人对敦煌的迷恋，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而我们更在意的或许是，那个可以被日本人视为“故乡”的地方，对中国人，又意味着什么？

敦煌的历史，有辉煌，也有沧桑。
这里曾有“华戎所交一都会”的兴盛和激荡，也有“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落寞与悲怆，映现过“忽见金光，状有千佛”的虔诚皈依，也留下了“吾国学术之伤心史”的沉痛反思。
岁月不曾饶过谁。敦煌曾是千年繁盛之地，但在被明朝弃置之后，迅速被遗忘在荒芜的大漠里。
几百年后，等到尘封的“藏经洞”被重新打开，它面对的却是一个已经衰败了的中国。
而这时候，外国人来了。

伯希和在藏经洞里查看典籍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一个叫王圆箓的道士无意中在洞窟里发现了大量经典和书籍。
只是，那些重见天日的宝藏，在偌大的中国，竟无人能出面保全。
反倒是各国的探险家和考古者闻讯纷纷赶来：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俄国的鄂登堡、日本的橘瑞超、吉川小一郎……把大量文物掠至海外。
伴随着全世界的关切与热情，敦煌成为了一门国际显学。
1930年，陈寅恪在为《敦煌劫余录》里说：“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现以来……东起日本，西迄英法，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都有所贡献”。
敦煌学，就像在中国的伤口上开出的一朵花。

伯希和在敦煌莫高窟拍摄的照片

说起敦煌学，就绕不开日本。还有那段著名的公案：“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
这句话出现在1981年，开始被认为是来南开大学演讲的日本教授藤枝晃所言。当时着实触痛了很多国人的民族感情。而实际上，这句话是主持那次演讲的吴廷璆教授讲的，更像是对改变敦煌学在中国的落后状况的呼吁。
在那年的一次采访中，吴先生还讲了日本学界的一件事：
日本有一部很有名的《三经义疏》，历来被公认为是公元六、七世纪间日本圣徳太子所写。而藤枝晃教授在研究敦煌写经钞本中发现，这三部佛经中的《胜鬘经》义疏原来是魏晋时代中国人所写。此事引起了日本学术界的震动。
正是这件事，让吴廷璆教授心生感慨，认识到了本国史学研究与邻国的差距。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
无论是否中听，你都无法否认这个事实：整个20世纪，日本都是敦煌学研究的执牛耳者。
实际上，中国和日本的敦煌学研究几乎同时起步。1909年，罗振玉发表《敦煌石室书目及其发现之原始》和《莫高窟石室秘录》；同年，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发表《敦煌石室发见物》一文，被视为日本敦煌学第一篇历史性文献。
从同一条起跑线上出发，中国和日本的敦煌学研究却慢慢拉开了距离。日本学者有更多的资金支持，方便前往欧美国家收集资料，而与欧美学者比起来，汉学水平又要高很多。所以，日本学者的敦煌学研究成果十分显著。
上世纪50年代，石滨纯太郎汇编《西域文化研究》，是日本敦煌学研究的第一个高峰。1980年至1992年，由几乎全日本敦煌学家参与编纂而成的《讲座敦煌》，显示了日本敦煌学的全貌和最高水准。至今为止，在很多领域的研究深度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与日本相比。

1980年中日合拍的纪录片《丝绸之路》


以深厚的学术研究为基础，敦煌文化也在日本民间得到了很好的传播和普及。
纪录片《丝绸之路》在NHK电视台播出，唤醒了民众对丝绸之路和敦煌的兴趣。据说这部纪录片在日本播出时，收视率达到了21%，热情堪比中国人看春晚。
而《丝绸之路》的拍摄计划，又来自于一本畅销书的影响：日本作家井上靖的小说《敦煌》。这是井上靖根据莫高窟藏经洞内发现的一卷《般若心经》后补记的短文，以严谨治学的态度查阅资料，虚构出来的一个历史故事。小说出版之后，风靡整个日本。因为《敦煌》，无数人带着文化朝圣的心理前往敦煌旅行。
其实，受井上靖影响的，又岂止是日本人。冰心在为《井上靖西域小说选》作序时说：“我要从井上靖先生这本历史小说中来认识、了解我自己国家西北地区……我感谢井上先生，他使我更加体会到我国国土之辽阔、我国历史之悠久、我国文化之优美。”

那么，日本人为何对敦煌如此着迷？
大抵，就是因为“故乡”吧。
日本人研究的不仅是敦煌，而是对自己文化源头的追溯。
日本画家加山又造曾说：“日本文化起源于外来文化。从宏观上来看，无论古代（7世纪以前）也好，近代（7世纪至16世纪）也好，日本文化只不过是中国文明圈的一个地方文化而已。”
从七世纪开始，在日本就普遍存在一种对中国文化的崇拜心理。而日本人对自身文明的来历，又一直存有不解。敦煌保存了大量的文物和遗址，成为了历史寻根的绝佳现场。
加山又造就是一位本着文化交流进行实证的画家，他曾表达这样的理念：“我想抓住一切有根源的东西，我想了解它们。这些只有靠自己去感受才能得到。”
或许，这也正是无数前往敦煌朝圣的日本人的心态吧。

日本研究敦煌文化，也是希望从兼收并蓄的文明方式中获得启示。
历史上，敦煌是欧亚大陆文明互动的交汇点，多民族往来共存，多元文化兼容并蓄。敦煌所代表的文明的开放和融合的态度，与日本从大化改新到明治维新的文化态度是不谋而合的。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文化艺术也曾出现“西化”风潮，为了模仿西方风格，甚至放弃了传统的浮世绘。但在经历过浮躁和阵痛之后，日本人也开始反思，试图重新寻找传统的价值。
这时，他们感受到了千里之外的敦煌。
敦煌在召唤，但是只有热心回应的人才能听得到。

第一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常书鸿在莫高窟考察


与日本的敦煌学研究比起来，占有本土优势的中国，久久处于落后状态。
国内动荡时期，没有多少人重视敦煌。常书鸿在留学法国的时候知道了敦煌，回国之后投入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研究工作，以大半生的清贫和寂寞，守护着这份文明瑰宝。
在那段时期内，中国的敦煌学大多是靠个人的爱国情怀，孤军奋战来支撑的。既令人动容，也令人痛切。
敦煌学曲高和寡，民间无动于衷，甚至一度把传统视为糟粕。当整个民族都对自己的文明缺乏担当的时候，敦煌不会得到它应有的对待。
敦煌被冷落，折射的是整个民族的凄凉。

时至今日，人们已经意识到敦煌的重要性，不过大多时候关心的还是“保护”层面：如何保护洞窟的环境，保护壁画不褪色，以及对流失文物追索的可能性……
保护，当然是首要义务。人们会说：要在我们手里保护好，然后留给后代子孙。但是就像书架上摆着的《诗经》《楚辞》，传是传下来了，如果都不去读它，那么它的意义在哪里呢？
保护，是对历史的敬重。而一份文化遗产的生命力的延续，更来自于当代人的“研究”与“表达”。

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在进行文物数字化工作


通过研究，去发现敦煌的灵魂，理解文化的内涵与特质，重塑我们的思维、想象力和精神价值，找到它对本民族与全世界的意义，指引我们的当下。
以深度的研究为根基，恰到其分的表达和传播，能够产生广泛的社会效应，在不断的认知和反思中，探索民族特性，汲取新的创造力量。
无论是日本敦煌学者的学术巨著，还是影响广泛的流行文艺佳作，都给了我们很多启示。当日本人把敦煌视为精神故乡的时候，作为中国人，除了那点可能会产生的沾沾自喜的虚荣，更多需要的还是自省吧。
所以，敦煌对中国人，意味着什么？
你能回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