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新建离开我们已经三年了，这个生前死后一直被热议的“新文人画”代表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让我们无法忘却？

我认识朱新建是从两年前读他的只言片语的文字开始的，先见其文，后见其画，再闻其声，无缘谋面。相较于他的画，我更喜欢他的性情与风流，因喜欢他的性情与风流，我读出了他画里的放荡的性感与通透的真诚。

“有人是真正动心动肺碰到了艺术，很真诚很朴素的美，有人忙了一辈子都在忙表面的技巧，没有碰到而已”，朱新建以瞎子阿炳拉《二泉映月》举例，虽有人能拉得熟练，却很难拉出阿炳真挚的情感，一辈子沧桑人生的感觉。朱新建的“美人图”正因为把改革开放大背景下饮食男女心灵深处欲说还休的中国式隐秘性感与诉求表现得痛快淋漓而独成高致。

“像我这种画家，今天能够有朋友关注，在市场上还能够有口饭吃，已经很知足了，我不想发大财。”“假如你的价格正常，作为一个活着的人，不要跟齐白石、黄宾虹这些已经做鬼的老先生比价。”朱新建表达了他对市场的淡然与不屑。

朱新建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在一定度数上容忍一些颓废，一些不太健康。他学会用汗水和善良去跟命运换一件东西——快活。他的两个斋名“除了要吃饭其他就跟神仙一样斋”、“下臭棋读破书瞎写诗乱画画拼命抽香烟死活不起床快活的一塌糊涂斋”亦引来喝彩声一片。

有人直言，在当代小品人物画领域，朱新建创造了一个高度，他的笔墨语言和思想观念，在当下很难被超越。朱新建的艺术成就早被承认，但对其作品的争议一直不断。

1985年，朱新建首次将自己画的女人挂在武汉举行的一个画展上。画家叶浅予看后，直指其作品为封建糟粕。也有艺评家，称朱新建的画具有挑战性。对于争议，朱新建很早就表示：“说实话，不被大部分人肯定，我认为是非常正常的……如果拿出的作品大家马上接受，这肯定只是最流行、最表面的一些东西。”

在一个言不由衷、虚与委蛇的年代，除了个把例外，中国男人多是性压抑的。朱新建曾向栗宪庭坦白：我觉得我的内心太不能见人了；我太好色了，这种东西是不能跟人说的，就在小纸头上画啊画，然后把它们撕掉。

当晚生后辈们更活泼更大胆更放肆地描绘性主题时，陈丹青回头再读朱新建的画，读出“语境的珍贵”。也就是说，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需要一批表达和承认这一部分人性真实的先行者。

书法家于明诠说：朱新建的画，最表一层是情色和媚俗；往下揭一层是潇洒和率真；再往下揭是颓废和无奈；一层层往下揭吧，揭到最后便是凄凉。

边平山说，我觉得他画上的女人他这辈子大概从来没遇到过，他画的是他心里的渴望和幻想。

偶有聚会，席间一南京同志煞有介事地谈起朱新建当年风流韵事：前夜备好一支笔，一群女人，隔日便是一大堆冠名朱新建作品的画展开幕了。

作为一种现象与时代产物，朱新建火了，受其画风启发效仿后继者众，甚者有一部分人乐此不疲地模仿朱新建，有的与朱新建画的很像，籍此招摇过市，时代语境变了，他们的思想却还在朱新建的影子里乘凉。他们一直没弄明白，艺术家的表达形式是时代背景与个性才情的孪生，这种孪生自然真诚而不可复制，朱新建的独特性与图式化只属于朱新建。

朱新建的过人之处在于，能把现代人的日常生活状态与传统绘画样式结合得很好，不管是“美人图”还是“金瓶梅”，他都能用随性而不随便的笔调画出当代人的性感与欲望，很俗的题材，不俗的味道，用他的理解或许就是一种压抑的图式释放。特别是在“文革”十年浩劫结束后的改革开放初期，朱新建“美女图”的出现代表的是一代人对“性”枷锁突破的情结，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对“性”的渴望与表达，对当代女性封建意识觉醒的刻画，不仅具有美学价值，还具有社会学价值与伦理学价值。朱新建的“反传统”是深悟传统之颠覆精神，他的“反传统”正是其了悟藏在传统背后之精髓与智慧的表征。可以说，朱新建的“美人图”无论是在题材内容还是在形式语言上，其时代精神价值与革新意义都不亚于罗中立的《父亲》。

从“小脚女人图”、“金瓶梅”到“摩登女郎”，朱新建毫不掩饰自己对色情与性感的痴迷，就像他由衷喜欢法常、青藤的轻狂与扬州八怪“闲来写幅丹青卖，不使人间造孽钱”的入世文化一样性情。

朱新建主张任性地创作，在绘画中享受自由。作为绘画人亦为同食人间烟火的饮食男女，朱新建更看重的是艺术家的生命态度，对艺术的真诚比什么都来的重要。

回望朱新建，我不由想起了苏曼殊红尘中不羁亦孤寂的诗意，起了张贤亮的爱情三部曲，还想起了酒徒浪子古龙笔下风流的侠客、妖艳的女人，如此种种，皆为过往，莫衷一是天涯客，殊途同归竞风流。

好也罢，恶也罢，我写我心，我绘我情，朱新建的魅力何足与外人道哉？

如果一定要说朱新建的魅力，我想“真性情”三字足矣！

画一无是处的画，绘中国式的性感，朱新建只属于读懂他的人。
楚寻欢  2016/3/8据网络资料整理于京东

2017/2/10修稿

朱新建，（1953—2014.2.10），江苏省南京市人。1980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留校任教、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曾获第六届全国美术作品展银质奖；作品《除三害》获全国少儿图画优秀奖。为上海美术电影厂、中央电视台设计动画片《老鼠嫁女》、《金元国历险记》、《皮皮鲁与鲁西西》的人物造型，动画片《选美记》的造型设计获上海美术电影厂优秀奖及金鸡奖提名。曾赴比利时、法国举办个人作品展。作品曾被中国美术馆、法国国家图画馆、比利时皇家历史博物馆、巴黎美术学院等机构收藏。

《朱新建全集》视频，《朱新建全集》共六卷，依序为《古装与戏曲人物》卷、《美人图》卷（上、下）、《花鸟与杂画》卷、《山水与书法》卷、《油画与手稿》卷、《金瓶梅》别卷。全集主编为 贾方舟，编辑委员会成员包括 郎绍君、刘骁纯、皮道坚、陈丹青、边平山、唐辉，编委会负责对全集所收录作品进行遴选，最终全集收入朱新建作品约2000余幅。全集每卷开本为六开，封面选用布面精装，内页铜版纸全彩印刷，装帧设计由一千遍工作室完成。

》》朱新建：关于绘画随笔

随笔一

就目前而言，画家群体中缺少的是对艺术的真诚。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书看得再多，也没用：技巧把握得再好，也没用。几十年前“文革”结束之前，艺术太多地受政治的干扰，“文革”结束以后，艺术相对摆脱了政治的干扰，可是又过多地受到商品经济的干扰，过多地考虑利益，看重一些与艺术不太相关的东西。名利很容易看到，像一张画卖了多少钱，给你一个什么头衔。而艺术本身的东西却要慢慢体悟，这很困难。因为它不是可见的，不是有形的。何苦去干这种吃力而又不讨好的事情呢?大家都不太愿意去做，起码很多年纪比较轻的人不太愿意去做这种事情。其实他们哪里知道，艺术真正有意思的就是这点，缺的就是这种东西。就像卡夫卡在他的笔记里说的，你问他为什么要写作?他说了一句很躲闪的话，他说“迫于内心的压力”，就是自己憋着特别想写，就写了。我觉得，目前不单单是绘画，其他的艺术门类，迫于自己内心的压力这东西不是没有，只是相对小或是相对浅。王朔也好，莫言也好，他们刚拿出前几篇的时候，这种感觉更重一些。后来成名之后，很少看到他们相对迫于自己内心压力写出来的东西，更多是应酬社会上的需要。所以我觉得读书也好，文化也好，都不是最重要的东西，最重要的还是自己对生命的态度。一个艺术家不种棉花，也不种稻子，他有吃有穿，凭什么?其实他贡献的应该是他比其他职业更真诚、更纯粹的一种生命态度。也就是说，最重要的还是塑造自己的生命态度。

随笔二

　　文人画是通过毛笔直接把心灵感受的东西表达出来。比方讲，有的人的笔墨很讲究、很严谨，就能反映出这个人的处世风格、人生态度很严格。有的人很冷涩，不喜欢世人褒奖;有的人很自我;有的人很平淡、清高，不是他画的一棵树平淡或者清高，完全在他的运笔、用墨中表现出来。笔墨直接表现为反映心情的一种载体，并不在于题材、形式等这些东西，而在于笔墨本身的轻重缓急、干涩浓淡等境界，来塑造自己的艺术形象，反映自己的价值取向、价值观念，这是文人画最重要的东西。假如把这些东西去掉，就不能叫文人画。

　随笔三

　　我一直认为画画题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画到什么程度。题材只能作为一个事由，借这个由头提高一下大家的兴趣，如此而已。你去画现代城市也好，画古代农村也好，画青菜也好，画萝I、也好，其实这些都是一个载体。就像唱歌一样，你唱《好一朵茉莉花》好听，唱《康定情歌》也会好听的。你去唱一棵草、一朵花，并不是说如果唱一朵花好听，大家都去唱花，不去唱草，我觉得没必要。题材都是无所谓的，关键是你发自内心对这个旋律、这个音调有兴趣，你就去唱好了。

　随笔四

　　历史上很多艺术家，我们认为他们生前很寂寞，其实不是，他周围都是些质量很高的小圈子。有非常好的一些朋友，他们互相滋养。我曾经跟一个德国的朋友说梵·高，那时候没有人说他画得好，他还画得那么热情。朋友说你弄错了。我那德国朋友的外婆是印象派的画家跟梵·高关系很好。他说你不知道，在圈子里，所有印象派的画家，包括有的名气已经很大的，都非常崇拜梵·高，梵·高的画他们非常喜欢，这肯定给梵·高特别深刻的鼓励、深层次的认同和肯定，梵·高才会这么热情洋溢地画下去，类似像八大、石涛、青藤等等，他们在朋友圈子里地位都是非常高的，这肯定在滋养着他们。

》》朱新建：女人肯定不光是我一个人在画

女人肯定不光是我一个人在画，以前“性”可能是一个非常忌讳的题目，不能做，不能说。但是不做不说是不是大家就都不想？不对。肯定很多人在想。

以我自己为例，“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十二岁，朦朦胧胧已经觉得跟女孩子在一块与跟男孩子在一块味道不一样了，觉得有意思。到了十五六岁或者十六七岁，对这个问题就更感兴趣。但是你想读到这方面的书，想看到这方面的画，很难，连读到跟这方面有关的零散文字都不太可能。我们当时换书有一种说法，这个书里面有相对多的有关性的描写，价值就大一点，《安娜?卡列尼娜》可能要比《战争与和平》的价值大一些，因为写女人多一点。《静静的顿河》就可以换《战争与和平》，但你要拿《战争与和平》换《静静的顿河》，这就难说了。假如是《金瓶梅》，那就很厉害了，在我印象中，最高的市价是可以换一辆新的凤凰牌自行车。凤凰牌自行车当时是176元一辆，还要几百张工业券等，176元差不多是南京市省厅级的工资了，可能还没这么高，现在的概念差不多小十万了。全部原因就是它描写性多一些。

那时候我们对这个特别感兴趣，好奇加上生理因素推动。但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南方来信》中描写美国鬼子怎么强奸越南妇女之类的，这么厚一本书里面大概只有两三行，谁都背得出来，第几页第几行，这些都会作为黄色小说的经典，被大家传阅。还有一种黄色读物的来源，是马路上的布告，流氓犯强奸女人，为了写他的罪行，里面会有一两句描写，大家都伸着脑袋看。所以那个时候对这种东西很感兴趣，由于兴趣的强烈，可能画得就特别投入。但是我从来都是自己在家里画，从没想过要拿出去给大家看。这有点像卡夫卡写小说，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有一天要发表，只是写着玩。有人问，你又不想发表，又不想换钱，为什么要写这些小说？卡夫卡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挺好，他说是为了减轻内心的压力。他内心有一种压力，迫使自己想写，为了使这种压力得到释放，他就写，写完了就往办公室抽屉里一塞。他一些好事的同事觉得很奇怪，不知道这家伙整天写的什么玩意，趁他不在的时候，就把他抽屉弄开，翻出来看，发现写得非常好，就拿出去给他出版了，变成书。然后他自己在书店里翻书，一看这个书怎么这么像自己写的，后来一看真是他写的，就变成很有影响的文学事件。

我画这些东西只是为了自己快乐，不想给别人看到。最早拿出来是1985年，李世南到我这儿来。1985年11月份湖北武汉在弄一个中国画创新作品展，是“85美术思潮”里面很大的一件事情。谷文达、江宏伟、周京新、徐乐乐和我，都是那次以后才出来的。当时影响比较大的是谷文达，我的影响也比较大。李世南为了找展览的作品，跑到我这儿来，我就给他看了一些小的山水、花鸟，他说这些画得不错，但是听说你画好多女人，能不能给我看看。因为那时候“文革”已经结束了，不会出事，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可以展出，也就自己画着玩，我说可以给你看，但是好像不能展出。他说不一定，可以试试。我就拿了几张裸体女人的小画给他，后来他就说拿去试试。他们展览会的作品都是放在镜框里，评委喜欢，但是领导不一定通过。李世南选了五张，其中有两张比较一般，女孩子穿衣服，但画得比较性感，他就把那两张脸朝外放。还有三张比较过分，基本上没穿衣服或衣冠不整，他就把这三张装好以后，装作很无意地把玻璃朝着墙放，没有上墙，就跟领导说画都装好了，你们看一下，你们觉得行我们就挂了。有的镜框是背朝着他们，领导也懒得翻过来，觉得就那么回事，好，你们挂吧。

挂完以后，我的画引起很大争议。当时周思聪指着我那几张小画说，这几张画是我这么多年来看过的最好的中国画。叶浅予很不高兴，说你看看他都在画什么，你还说是你看过的最好的。周思聪就吓到了，说，我没注意他画的是什么。她怎么可能没注意呢？然后叶浅予就大跳起来，到处去说。展览的名字叫中国画创新作品展，他说这哪里是创新，这是复辟，是封建糟粕，我们继承传统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继承的恰恰是糟粕。周思聪吓得不敢说话。

当时刘骁纯是《中国美术报》的主编，化名砚方发表了一篇文章，叫《朱新建的挑战性》，说叶浅予老先生认为他这种画是糟粕，而我们认为凡是创新的东西都是具有挑战性的，朱新建的这种中国画是具有挑战性的。其实我当时不是为了这个意义，但是真正发表并引起争论后，最起码有了这个意义，就是我喜欢中国画文雅的笔墨情趣。

其实中国对性的禁忌不是从那时开始，儒家、宋理学就已经很厉害了，所以传统的文人画里面很少看到对于性的描写，只能在一些民间的插图或春宫图里看到。而这些画得其实并不好，严格讲中国传统的春宫图不如日本的好，因为他们的文化不忌讳。当时由于特殊的社会情况，“文革”太压抑这个东西了，我就特别希望能用中国画的办法把中国式的性感表达出来，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一个东西被压抑得太厉害，实际上它反过来就很凶。中国传统文化在性的方面反过来也很凶，包括《金瓶梅》、《肉蒲团》这些书，其实写得都很好，我就是对这种所谓反动的东西特别感兴趣。

我突然用文人画的笔墨画这种性感，画得又很自如。其实严格说，叶浅予他们三十年代是想干这事，但1949年以后，当时社会不可以弄这种东西，内心很痛苦，他必须说服自己，以前那个东西是不对的，不能弄。以前他们卡在这个关口上，中国解放前的几个很有成就的漫画家，叶浅予、张仃等，他们不在宣纸上画的时候，都非常有创新精神，画得非常自由，非常好。但只要一到宣纸上，都不行。因为中国画的传承太厉害了，当时像齐白石都被认为是野狐禅，根本就不是中国画。我认识上海的几个老先生，收藏世家，他们家里原来藏画，我说你们怎么不藏齐白石的画？我那个朋友他爸爸或是爷爷就说，齐白石算什么？我们怎么会要齐白石的画？我说那你们都要谁的画，他说，八怪里我们最多也就要一个半个。比如黄瘿瓢（黄慎）的某几张画我们要，金农的一部分画我们要，其他就不要了。而海派就根本不看了。往上说到石涛也不是张张都要，再往上的话，宋元才算有点意思。

像叶浅予、张仃、张光宇，一拿到毛笔就觉得这玩意太神圣了。你去看叶浅予，他一画到宣纸上就小心翼翼。我不是说他不对，是说他认真，对这个画种有由衷的崇敬心理，因为这个传承太厉害了。现在演艺圈的人很了不起，可按照以前的说法，叫戏子，没有饭吃了，跟叫花子差不多的人才去干这事，这就是以前的价值观念。但是诗、书、画、印一直排在很高的位置。所以叶浅予他们这拨人在画漫画、画铅笔速写的时候非常自由，画得非常精彩。但是我仔细看，他们只要一落在宣纸上，马上傻眼。张光宇在普通的洋画纸上，神气得要命，这样画，那样画，嬉笑怒骂，全是文章，但一到宣纸上马上画得跟陈老莲一样，一点办法都没有，他不敢动。就像有人讲张仃的画，主要指他的装饰画或彩色的漫画，说张仃是“毕加索加城隍庙”。当然这是“文革”批判他的时候。但我们仔细想想，毕加索倘若真正和城隍庙加在一块，这个画太厉害了。他的一些装饰画和彩色漫画确实有这个倾向，但没有到这么厉害的程度。但张仃一画到宣纸上，就很简单、很单调了，就是在宣纸上用一层焦墨，画一个山水的轮廓，其实笔墨都谈不上，也是很小心，画得很拘谨。


我说的意思是，他们这些人都没有突破宣纸，而恰恰是叶浅予多少年之后突然发现有这样一个年轻人（我当时三十三岁），一个三十来岁的人画中国画竟然敢这么肆无忌惮，把他们一辈子做梦都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就这么轻而易举、不知道天高地厚地弄起来了。他肯定受不了，一下子就跳起来了，天天在美术报底下骂。其实当时年轻人画什么的都有，他根本一个都不会看在眼里，就对着我的画天天骂，说你们来辩论吧，朱新建究竟是创新还是复辟？

后来中国美术家协会的国画艺委会，专门为我这个事开过几个讨论会，其中有一个讨论会我参加了，周思聪就跟我说，朱新建，能不能就叶浅予先生对你的批评发表一下你自己的观点？我说了三条，第一，叶浅予先生本人的艺术成就我是很钦佩的，叶浅予是我很景仰的前辈艺术家。我之所以到今天，其实跟叶浅予有很大关系，叶浅予的画我到现在都可以背了，不信拿纸拿笔来，叶浅予很多速写我可以画给你看，一模一样。我个人是在叶浅予身上下过很多功夫的，叶浅予速写画得非常好，对女人的造型很有研究，画得很好。叶浅予肯定是我基本造型因素里很重要的一部分。我画成今天这样，也是学了叶浅予不少东西。第二，像叶浅予这样的前辈艺术家，能对我们后生晚辈的作品这么关注，我表示感谢。第三，叶浅予的知识结构、时代背景等很多东西，跟我的都不一样，所以我和叶浅予先生的价值、趣味等也会不尽相同。这种不尽相同，我希望你们这些作为领导的人能够容忍。

本文摘自《打回原形》，朱新建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2月。

朱新建语录：

画画永远是少数人玩的游戏，少数人在画，少数人在买，大多数人读印刷品而已。
“你一个画家，既不种地也不织布，凭什么吃人家的粮食、穿人家的衣裳，你总要给人家一点回报和慰藉吧。如果仅仅是把一张纸弄得好看一点，那太简单了。我们能够给予的其实是一种生命态度，就是你要真诚真诚再真诚，再再真诚一点；朴素朴素再朴素，再再朴素一点。”

“我觉得现在的人画中国画变成一种传销游戏，画本身有没有意义已经没人关注了，只关注这张画能卖多少钱，就好像一个传销的香水，买回去是不往身上抹的，赶紧传给下线。”朱新建在美院讲座时说。

他用“肥硕”二字形容当下的中国。有时跟朋友们进了大饭店，看到前面人留下的一席，菜几乎没怎么动过，他径直落座：别点了，我们接着吃吧。

宋徽宗赵佶是个败家子。他是一个非常差的皇帝，政治上一塌糊涂，又低能又胡搞，但他在艺术上确实有非常大的才能。他不单自己画得非常好，还组织和奠定了中国绘画的基础。

李后主、宋徽宗们玩垮了一个国家，却把中国的诗、画妖魔化了一百倍。从此，中国的诗、画就像一个黑洞，除非你不去靠近，一旦靠近，很难不被迷进去，一直快活到要去死。

齐白石属于天生资质太好，我觉得齐白石是一个不自觉的大画家。他可能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艺术家是学不成的，是天生的。

吴昌硕肯定是好心，他想把“文人画”画得更加俗一些，想让它从书斋里面解脱出来，和大众有点关系，但很可惜他从小生长在闹市，就生命力这一点敌不过齐白石。

张大千是中国典型的所谓才子型。技巧性的聪明他肯定是应有尽有，但真正的创作性没看到多少，比较少心灵感动的东西，“才能型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