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室里很快摊得一塌糊涂。记者问培根，是否刻意从画室的零乱无序之中画出“有序”，培根回答：“是。”

带天窗的画室早已不时兴了，同架上绘画一样，成了古董。纽约艺术家的梦是租用老式工厂仓房整层打通的大画室（英文叫做“Loft”），面积两百平方米上下，大得可以骑自行车转。如果在苏荷一带，月租三五千。再花个几万装修，隔成画室、书房、卧室，然后买来中东地毯、南美盆栽、非洲的木雕、欧洲的古玩——“Loft”其实不仅是画室，它代表后现代的生活方式，纽约上流文艺人的地位，加上每月一叠高额账单。

那么去租带天窗的画室。且慢：更贵。古董会便宜吗？何况这古董是一个房间。60年前的前卫艺术家有福了：那时，万恶的资本主义还没进入消费时代，即便在二战期间寄居纽约的曼·雷、杜尚也能在下东城以低租金（才几十块钱）享受带天窗的画室。

咱社会主义怎样呢？瞧如今北京新盖的古董四合院，叫价一百万。美金。

我怀念中央美院“U”字楼带天窗的画室（现在上学也得交学费了吧？）。那年头，在我结束八年插队生活的眼光看来，天窗就是天堂，光芒从上而下照在人脸人体上，雍雍穆穆，简直伦勃朗。

人各有记忆。开课那天，侯一民先生笑吟吟走进来。走到我的画架子跟前，他指着老旧的地板说：“就在这儿。就在这儿他们殴打我，连着打十几天，不让回家。”

如今，“U”字楼成了所有美院同仁的记忆。前年造访旧美院，每间教室上了封条，一枚封条旁还留着陈年标语：“欢迎新同学”。新同学呢，都在西八间房万红街二号新美院的新画室：高大、空阔，没有天窗，原先就是厂家的房子。我转了一圈，想起纽约的“Loft”。

上美院以前，我在中国有过几处临时“画室”（据说偷儿格外记得作案的地方）。1974年江西省美术“办公室”在井冈山举办“学习班”，我有幸混在那儿画了第一幅油画创作。1976年在拉萨“人民广场”的文化馆画好多藏人痛哭，出门北望即布达拉宫。1977年是在南京街巷深处两位朋友的私房，我辗转其间赶一幅部队进藏的大创作。记得想看我画画的小哥们儿连连敲门，我不应，可陋室板扉缝隙太宽，瞒不住。

每回告别一次性“画室”，我都默然四顾，不知下一回能在哪里画大画。1980年去拉萨，我缩在妻子的七平方米的宿舍里弄毕业创作，画纸搁在椅背上，挪到房门口就着过道的天光画。那是藏剧团的小院子，记得有一口用杠杆打水的井，井口碗一般大。黄昏，院墙远处的山峰被夕阳照得像烧红的生铁，我趁着余晖到院子里退远了审视自己的画。

“画室”一词译得太雅。比较接近英文“Studio”的是“作坊”，用白话说就是“干活的地方”——来到纽约，我在不同寓所的窗下摊开家伙将就画了十年，倒也没什么：我从小就习惯干活不一定非得有条件齐全的“干活的地方”。但终于我想画大画（青少年时画惯大画的旧习居然潜伏到中年），草图出来了，“想法”接踵而来，自己的寓所是断乎画不了的，干活的地方在哪儿？“Loft”，是做梦，带天窗的画室更是妄想。回井冈山？去拉萨？

后来是原浙江美院的郑胜天先生赏给我干活的地方。1991年夏他假加州圣地亚哥艺术学院办了一期暑季艺术活动，招集一群中国艺术家，我也算一个。可第三套双联画才铺开，学院开学，学生返校，我们撤出。住在洛杉矶的老哥阿城接我过去，四米长的大画正好同他家大厨房西墙的尺寸相当。窗外的柚子树雨后落一地果子，阿城特意买来两盏白炽灯方便我连夜作画。那些日子我想起在国中打游击似的作案地点——到美国情形还是一样。大画运回到纽约也没处搁呀，索性存在阿城的院子里。没画室，画也没个自己的家。

纽约是房屋的丛林（有理无钱莫进来），是一片难以测知深浅的生态场：各种人，各种生活方式，各种可能性，包括各类租金。总之，1991年底我的美国画友奥尔告诉我时代广场第七、第八大道之间有一所住满艺术家的大楼，每一画室月租金才三五百元。他独用一间，大半时间要去打工，空着也是空着，他频频催我过去。知青生涯留给我的后遗症（或良药？）可能是对一切不抱奢望。所以有些我以为很难的事忽然如愿以偿，半是机缘，半是有人推一把。那年冬天我取到奥尔的钥匙打开西四十二街233号501室的房门，经年累月的松节油气味扑面而来。撒一泡尿，点上烟，我在五十平方米的屋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只觉得就像初上井冈山那会儿一样年轻，这是我平生第一间自己的画室啊！

除了苏荷区，纽约艺术家租用画室比较集中的地段是东、西格林威治村，以及西十四街一带和布鲁克林。地处中城曼哈顿心脏地区的时代广场纵横一二十条街面，既是繁华的商业区，又是百老汇歌舞剧剧场和纽约时装公司聚集地带。然而各种动物总能觅得栖息出没的场所：时代广场西端，第七、第八大道之间的四十二街，二战前有好几家著名百老汇剧场，夜夜笙歌。60年代嬉皮士运动后不知怎么一来没落了，渐渐成了“成人文化”（即色情业）店铺集中点，也曾是毒贩、流莺兜生意的地段。向西去中国领事馆，朝东进入时代广场，都得经过这条街。白日里看不出什么异常（没有“成人文化”的中国成人倒是常来此地盘桓），晚上呢，其实纽约到了晚上哪儿都难保不出事（中国画家林琳即是在时代广场附近被歹人打死的）。市政府对这条街头疼多年，苦于没钱整治——没钱的艺术家于是钻了这条街房产贬值、房租低廉的空子。

233号楼总管巴巴拉先生每天气宇轩昂站在大门口，同时和好几位熟人生客插科打诨兼招呼。全楼共有六层，两架电梯。上下进出的人物看来真是艺术家，准确地说，还未成名发迹的艺术家——疲倦，亢奋；沮丧，骄傲；心事重重却了无牵挂；目光冷漠但眼神热情；懒、随便，又显然紧张而工作过度；气质是单纯的，精神则天然地颓废。美式英文的招呼礼节从来简洁，彼此擦肩而过，门一关，美国所有的楼道差不多全都空无一人。

画画。画室里很快摊得一塌糊涂。记者问培根，是否刻意从画室的零乱无序之中画出“有序”，培根回答：“是。”在画室里能这般理性吗？收音机开着（刚占据画室，接上电源乐音弥漫时，真像开了新纪元）。乐曲有序，我无序地听。这里不作兴串门聊天，“干活的地方”就是干活的地方。一天，有人猛敲门，冲进两个警察两个便衣。三人直奔大窗口朝步话机急速讲话，留一位解释：朋友！要抓人，借个监视点，对不起。

二十分钟后，楼下斜对过两个青年已经被反身制服，双手抱头，就像电影里那样。

录像带普及后，四十二街一排成人电影院相继倒闭。看下去，有两座影院的突出门楼上每天聚满鸽子，鸽粪斑斑。有人定时撒食，鸽群飞降街面，挤挤挨挨捣头如蒜（多好。它们用不着画室，也不需要绿卡）。天黑了。下地铁前偶尔会弯进哪家成人商店（这词想得真好）。我也是成人。千万册杂志画报（十八岁以上的成人照片）可以随便翻看，翻着，忽然就想起楼上我的画室，我当天的画——我是谁？从何处来？我在哪里？井冈山、拉萨、时代广场？

居所和画室分开真有道理。松节油气味仿佛催眠剂哄着我进入恒定安稳的工作，工作专注到近于痴呆，快乐的痴呆，以至忘记快乐。累了，醒过来，发现自己睡着了。画室在日光灯下的宁静呈现一片无声的吵闹：这里那里都是被灯光平均照亮的画或画册，所有画面抢着说话。美国的生活教会我如何同自己相处，教会我如何工作（倒不见得教会如何画画）。每次当我买下做内框的成捆木杠背回画室，心里就想：干什么？谁叫我画这么多无用的大画？每次办展览，搬运货柜车停在楼下，几条彪形大汉铺一地家伙包装，我就觉得闯了祸似的。渐渐地，我和奥尔的大画堆不下了。1994年，我单独租用楼下的406房间，并铺开画一套十五米长的十联画（真是疯狂）。几年来不少过访纽约的中国画家来过，登时一屋子北京话、四川话、上海话。在这个陌生地方，他们见到从前熟悉的人。

我已熟悉得仿佛从来就在此地，也将长此以往。一个地方让人踏实下来，只为这里有你摸熟的书画、抽屉，一堆随手拿起放下擅自作案的家当。往昔漂泊粗陋的作画条件变得不可思议。最不可思议的是，如果有一天我失去这画室？失去每天开锁进门，泡上茶，坐下来审视前一天画好的（或画僵掉的）作品的权力？是的，这是我的唯一的权力。恐惧倒还不至于，但绝不好玩。单是这许多大画寓所就根本放不下。

好吧，我想：知青日子我也趟过来了，还能怎样？多年来我调动这个念头对付种种挫折，正如那位阿Q，这大概又是知青生涯留给我的良药（或后遗症）——1994年夏末，406室的中国阿Q兼老知青（包括楼内的所有艺术家）果然遇到了最不愿遇到的问题。

纽约市长朱利昂尼今秋再获连任。政绩：过去四年犯罪率大幅降低（没话说），失业率获得控制（也没话说：艺术家反正从来无业）。还有，悬置二十多年的时代广场整建方案终于在他上任后强力通过付诸实施。钱哪里来？一说是香港财团有巨资介入，另一说很快证实：沃尔特·迪斯尼集团包下统吃。

都没话说。

巴巴拉照旧站在大门口谈笑风生。大家在电梯里多了一两句对话：听说吗？听说了。规模较大的事是一点点变化的：对街停车场那幅巨大的梦露性感广告拆卸了，接着，门面最大的成人中心悄然关闭（往日生意清淡时，二楼常有舞娘抽着烟凭窗张望）。废弃几十年的剧场“维克托利”和“阿姆斯特丹”被施工铁架包围，开工翻新，周边街面也封锁起来。其实，迹象早已昭然若揭：从1993年起，市政府就在这条街举办好几次露天艺术品展示（雕塑、装置、行为艺术），目的就是为了制造文化气氛，让纽约人看看曼哈顿黄金地段这条失落的街道快要改邪归正了（后来当我们抗争时就有人指控市府在时代广场先利用艺术而后驱逐艺术家）。1994年春，我窗户对街的大墙画上了迪斯尼卡通广告，那只大白兔造型日后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超级势力，轻易打败了楼内全体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

地皮早就圈了出去，轮到我们的节目只是扫地出门——我的耳目太迟钝了。

入秋的一天，两位男子敲门进屋，西装笔挺，不就座，站着，递过一份“市府开发四十二街计划”知会，附表是长串动迁文件，内有本楼房号和租户名单，我的名字赫然在目。“下一步我们会及时通知，任何问题请来电话，劳驾，隔壁几位今天进来没有？”名牌风衣、领带、皮鞋，男用香水味隐隐袭来，头发朝后梳得一丝不苟。留下名片后他们离去，转身的动作潇洒而干练，不愧大公司雇员有恃无恐的气派。此后几天这两件簇新的浅亮色风衣在老旧的楼层内飘荡，寻访每道门背后的租户（许多艺术家在外兼职，并不天天来的）。

工作如常。传说怎么也得拖到来年春天。不过很快艺术家们就行动起来。冬初，我被叫到六楼一位来自意大利的女画家画室中开会。那是全楼二十多位同行头一遭会齐，彼此通了姓名，大家看向一位衣履光鲜面色红润的秃头男子。他用坐惯皮沙发的姿势靠在一张铁椅子上，胖手团握，言语清晰，说一句话就目光炯炯环顾众人。他是老牌律师雷康，他说，案子他接了，同时上告市府和所谓整建计划办公室罔顾人权欺负艺术家，上策争取不迁，下策要求赔偿。输，他免费效劳；赢，每人赔款他抽成百分之二十五。

接着商量具体措施。群情激奋。我只能听懂小半，兼以遇到开会我就神志涣散，思想眼睛同时开小差：意大利女画家专画欧美大幅地图，她长得像个吉卜赛人，乌眉黑发，赤脚，脚趾上又是颜料又是趾蔻。瘦高个招集人名叫克里斯蒂，据说是音乐家，又是观念艺术家，蓝眼睛露着忧郁、嘲讽的神色，讲话慢条斯理。大半来者早就面善，在这样的场合，言谈之下情同难友。散会时大部分来者在公诉合约上签字，围着救星兼侠客雷康先生，又聚在楼道里谈了很久，话题早已不是官司，而是哪个画廊的哪期展览——灾难临头的艺术家。那位吉卜赛女画家趿一双用大红绳子编结的南欧凉鞋，在人丛中无缘无故地尖笑。

此后几个月邮件不断，一类是整建办公室提供的画室出租资料，曼哈顿各地段都有，租金贵多了。另一类是雷康办公室的诉讼报告，并迅即来人登记各位同行的画室私产以便报备索赔。两件风衣又来过几回，询问（明明是催逼）另租画室的意愿。显然所有人厌恶这一对活宝，不久，头儿亲自出马：一位伶牙俐齿的时髦女郎，她略去我的姓直呼名字，接着是飞快的唱歌般的开场白：“我知道，我知道，我父亲也是画家，当然，你们有律师，好啊，非常好！我们谈得很好。”她而且坐下，架起腿打量画作诚恳赞美，叫人很难不相信她。我笑着提到那两位喷香的男人。“噢！可怜的孩子。我简直头疼！但是听着：你难道愿意继续这种状况？”我问什么状况（故意的），是指留下去吗？“NO，NO！”她撮起嘴唇，像幼儿园阿姨那样举起食指左右摇晃，每个指端涂着巧克力色的高级指蔻。

进入1995年，我们至少开过六七次会。我心里早已认命。我不是美国人，不像他们从小知道为自己的权利同任何势力争。我一路跟着大家，差不多只为严重的事端总是有点好看、好玩的地方——2月，全体艺术家出现在下城联邦法庭。我迟到，推开某号法庭边门，一眼看见233号楼全体艺术家坐在这种地方，恍如目击一段电影情节。法官的老脸总是疲倦而呆板，不看大家。第一轮我们失败了，记得我隔壁的两位阿根廷画家当庭用西班牙语大骂。雷康镇定自若，步出庭外，同克里斯蒂躲到大石柱背后商量。不久，好几位“难友”悄没声退出案子，他们是时装设计师或工艺美术家，必须赶紧找到工作兼营业的去处。电梯忙起来，大件家当堆在门厅等待搬运。4月第二回出庭时，清一色都是“纯艺术家”。大家坐到前排，神色平静庄重，不像来打官司，倒像是出席葬礼。吉卜赛女画家两眼泪汪汪的，出庭后瞧着春枝绿芽又笑将起来。几天后律师事务所发来信函，措辞坚定沉重，要求大家准备长期周旋下去。克里斯蒂原来是个能干的政治家，他同时展开舆论战，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四五家报馆先后登出消息和文评，一致表示同情和声援，从报章援引的资料，我才知道楼内颇有几位同行成绩不凡，是名牌画廊及惠特尼美术馆双年展的作者。艺术家们向各界散发的传单更是用词耸动，诸如：“四十二街新上演的百老汇悲剧”、“纽约杀害艺术家”之类。我们站成两排在大楼背景前被记者拍照，一位谁也不理，从不参加会议的画家朱利亚（画得非常不错）那天也挤进行列，带着难为情的笑容。

4月底飘着细雨的一天，我们在时代广场发起游行。

艺术家总是像在玩耍。游行前后楼内好比过节，每道门敞开着，大家忙进忙出。克里斯蒂倚在门口问我能否弄到喇叭（我没弄到），三楼那位剃短发蹬军靴，长得活像革命者模样的女画家挨户送发黑色长布条，关照在游行当天从窗口悬挂到街面，并要求尽量带朋友加入。这是我第二回在时代广场游行示威。上一次是为祭悼林琳。下午两点，队伍集合，我回望大楼：楼面一半窗户内的主人撤走了，零散下垂的布条被风雨折腾得不成样子。人倒来了一大群，给警察、记者围着。队伍启动，忽然，从排首穿过来一阵难听而凄厉的钝响：克里斯蒂，不知他从哪儿弄来一支靠旋转刮出响声的木头家伙——笨重粗大，模样像极了中国土制木板机关枪或旧时乡镇的敲更器——他昂然高举，金白色头发逆风飘抖，奋力地、很不熟练地挥舞着，但队伍随即被领错方向，止住，转弯，刮木片声哑了片刻，又复刺耳地响。一片笑声。

自那天以后（我们在四十三街《纽约时报》报馆门口解散，人人浑身湿透），我再没完整无缺见过坚持到最后的那群人。迁出势成定局，众人陆续动身。好几位艺术家70年代末就在这儿藏身作画，他们是最难受的人。某日在门口遇见六楼那位年长的德国同行（我喜欢他优雅沉静的面容），他站住，和我长久握手：“再见了，朋友。我回家乡去。在这儿待了十五年，纽约伤了我的心，我永远不想回来了。”

剩下的蚂蚱都在等候最后的驱赶。夏天。成人商店相继移走，连串门面被涂成彩色的大木板封闭了。四十二街变得陌生空荡，就像爱德华·霍珀的那幅名画《星期六》：一排歇业的店铺前空无一人，阳光斜照。我赶制完毕（不完也得完）十联画，初秋将连同所有大画去台北展览。7月的一天，我打开房门清扫画室。一位不认得的中年艺术家走进来，巡视过后，告诉我他叫毕德娄。好，毕德娄。您玩哪一路？“我？你不知道我是谁吗？”（美国人好在直爽。一年后我知道了：他是80年代“挪用占有”大师图像的一位知名画家）真的，我不知道。他于是领我到隔壁四一二房，说他闲租十几年，只为堆放私人收藏。

满屋尘土。在尘土中我如梦似幻看见杜尚先生的两件作品：那只戳着自行车轮胎的高脚凳，那扇连着门框的门。这么说，杜尚同志也得挪窝了。毕先生解释道，同一作品杜尚做过两件（此话倒也不假，现代美术馆的“泉”就是重做的，原件很早即已遗失），他说他是从朋友那儿转手买来的。但愿他的话和收藏都是真的。原来我的邻居包括杜尚的幽灵和遗作：这似乎是为我失去画室而及时补偿的一份不大不小的虚荣。

8月初，那位革命者模样的女画家在过道里叫住我，目光锋利咬牙切齿：“听着，世界末日！他们通知了，9月20号之前所有人一律迁出。”

也在同一年，母校中央美术学院迁出北京王府井校尉营移往京城东郊。10月，我指的是今年，曼哈顿西四十二街233号楼以西至第八大道为止所有建筑物夷为平地。东端楼群和街面年来焕然一新，剧场早已开业，迪斯尼集团名下的高档连锁商店、衣装店、礼品部、咖啡馆相继开张，周围簇新的巨幅广告牌铺天盖地。英国航空公司甚至在街口楼顶架设了一部几十米长的模型飞机，机翼机头倾斜着对准街市，看过去英勇而幸福。其他各项工程如火如荼日夜进行，到年底最末一夜，几十万纽约人在广场举行传统守岁仪式时，时代广场确实气象更新——那年秋末我从亚洲回来，如丧家之犬：画室岂不就是我的家。承画友坦希帮助，运回的大画存在他的画室。无法工作的两个月不知是如何度过的，直到一笔我在年初申请的基金被批准——来自以死去的后现代女画家约翰·米肖尔遗嘱设立的基金会，连同另十九位入选的美国艺术家：至少在这件事上，出钱和领钱、帮助和被帮助的都是彼此素不相识的艺术家。我立刻租下新画室。并非故意，经纪人介绍的处所与老画室仅一街之隔。在十六楼，我从新画室北窗看下去，233号楼每个窗眼都瞎了，灰蒙蒙站着等待拆毁。同样的地铁路线，同样的出站口，不同的是画室租金高了将近三倍。起初，好几次我仍习惯性地朝老画室那儿走去，就像至今我记忆中的美院方位也还是在东单王府井一样。

雷康，继续办案保持来信。我明白了，他办案子好比我们画画，习性难改。在我早已忘了官司时，赔款于上个月寄到。大伙儿临别留下联络地址，两年来收到过几回展览开幕邀请信，谁呢，想起来了：233号楼“难友”，都活着，都在新的干活的地方继续干活。在街上遇见克里斯蒂和女革命家，彼此笑了，谁也没提起那段日子。

我们被撵走了——这在迪斯尼集团的宏图大略看来算不了一回事。在我们，那段日子除了此刻当成写作材料，说实在也他妈的不算回鸟事——请容我顺口带这么一句粗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