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老是个传奇式的人物！
凡是接触过他的人几乎都是这么说。
传奇在哪儿呢？

。。。。。。

1972年初，在苦禅老人的缘合下，我和李燕成了婚。至1983年老人去世，我与他共同生活了十二年，但是没有读懂他。那时我也会跟在婆母李慧文和李燕的后面，为他的“说话没遮拦”而着急和揪心。

但是近几年，我似乎读懂他了。因为在这十多年里，为了整理苦禅老人和我父亲漫画家孙之俊的资料，我查阅了许多历史文献，对近百年的中国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文学家有了重新的认识和了解。当他们每个人的学术观点和成就，成为历史，尘埃落定的时候，方显出各自客观清晰的面目。由于苦禅老人的个性与成就，使他的形象在那一代从历史沉淀出来的艺术家中，显得更具淳朴、厚重、丰富而生动的传统内涵和生命力。

虽然苦禅老人在北平沦陷时期曾为掩护八路而被捕受刑，当时的社会舆论评价很高；虽然他出身贫苦，为求学拉过洋车，按阶级成分说，起码应该是劳动人民，无产阶级吧，但是为什么在不断强化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他反而变成“落后分子”了呢？ 

1958年美院教师开会座谈“大丰收”。现在的人都能冷静的知道，“丰收”是要有科学基础的，但是在那虚夸的年代，人人都得赛着报捷，造成“捷报频传”之势，否则就跟不上形势要挨批评。轮到了苦禅先生发言，他操着那一口山东话说：“听人说有个地方大丰收，一亩地收的粮食比平地刮下三尺土的份量都沉”，说到此处，自己都忍不住要笑，“还有一个地方，有人挖出块大白薯比他爷爷还大，哈哈哈！”全场顿时哑然，不知道他是“正说”呢还是“戏说”？主持会的人赶紧请下一位发言。

1976年，作为美协负责人华君武对他说：“苦禅同志，请你明天参加一个会。”
“好！我去，什么会呀？”
“这会??我知道你心直口快，当然该提的嘛还是要提的??可是明天这个会呢，你就多听听吧??”
“不让我发言，不让我多说话，是吧？那我就别去了！”
“领导说一定要我请您和几位老画家参加??”
“让我去，又不让我说话，哪我去干什么？行行行，我去只听不说。也真够难为你的呀！”说到此，两人都乐了。
“咳，让你去你就去吧！”华君武同志无奈地说。

这个颇具戏剧性的小情节非常说明问题：苦禅先生的率真真是已经达到了“路人皆知”的程度，华君武同志以其诚恳的态度巧妙地提示，完成了邀请的任务。

他“率真”的原则是什么呢？从上面几件事就能看出：不实事求是的，他不盲从；位高爵显的，他不逢迎；莫须有的，他不屈从，这是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士人”境界。然而他又有着极为善良与柔情的一面。

1949年，李苦禅先生在中央美术学院受到冷遇，没安排课程，生活极为清苦。一天他看到家门口围了一圈人，当中一位大汉在耍刀使枪，有人不时丢下几个钱，显然是卖艺的。他便拨开人群大步走入圈内，对那大汉说：“你的功夫不到家，我给你练两下子。”说着，又从家中取出了自藏的鲨鱼皮鞘月亮盘护手的双刀，瞬间抽刀，起势，舞了起来，最后将一把大刀朝空中一抛，单手在背后接住，收势。要知道这可是开过刃的宝刀，多悬啊！令观众一惊，顿时响起一片叫好之声。围观的人们纷纷扔下了钱，只见那大汉把地上的钱拾到匣里，送到他的面前，连说：“好功夫！这钱理当是您的。”可是苦禅先生却说：“我不要钱，我这是为你帮个场子！”说罢扬长而去。

有一位老友向苦禅先生索画，因为忙，搁置了几天，不料这位老友竟去世了。他知道以后追悔莫及，立即挥毫画了一幅《白荷》，并题上了这位亡友的名字，尔后亲自烧掉以祭亡友。他一直看着焦纸片儿的火星星随风散尽，才回到屋里，并且叮嘱李燕“凡日后有上年岁的让我画画，你要记下来，我得先赶紧画，岁数大的人与世不久啊！”

有人在王府井和平画店见到李苦禅与许麟庐在谈话，亦趋前攀谈，并且一直跟到苦老家中，一再诚恳地说：“我真喜欢您老画的鹰，可惜太贵了些。”苦老说：“不必买，我现在就给你画。”说着说着就挥笔画开了。待这幅四尺中堂《雄鹰图》画完，已是中午十二点多了，苦禅先生留他在家吃饭。时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每个月的半斤定量肉统统地待了客，可家里人呢，却在另一屋里吃素。这位爷餐后携画而去，苦老热忱送出大门才回来。此时家里人问：“他是谁呀？怎么没见过？”苦禅先生怔了一下：“他说他爱书画，忘问名字了。”又赠画又招待吃饭，他竟不知人家叫什么！只是因其爱书画便视为同道，也太轻信了吧？！谁知后来此人又来多次，要去了大大小小多幅画作，苦禅先生皆是无偿赠送。然而日后此人对苦禅却甚刻薄，老人只是摇摇头叹息而已，再不愿提及。

1977年，为支持中国画研究院（现中国国家画院）的筹备工作，苦禅先生在一年里义务作画130多件。当时主持筹建工作的黄胄先生一碰到难处就向苦老求援，批柴油，购沙子，买水泥，备石料。为此，年底有关部门送来节日慰问费200元。苦禅先生说：“慰问费怎么这么多？”

1980年，老人赴香港举办《李苦禅、李燕父子书画展》，李燕陪父母一行三人随展赴港。在宴席上，盛情的主人问：“李老喜欢用点什么？”他笑道：“我是有腿的不吃板凳，有翅的不吃飞机。”“客气啦，请点菜嘛！”“我会点什么？我是吃混合面儿、杂合面儿（日军侵占北平时的一种劣等粮）过来的，会点什么呀！”下榻处也不是豪华酒店，而是新华社招待所。即使如此简朴的住所，他仍要让李燕退掉一套房间，搬到他们老俩住的那套房内。每晚睡在外屋沙发上。他说：“这样国家开销少些。”有人不解地问：“人家大画家都住大酒店，您一家怎么住招待所？”他连说：“那太贵，在这里住心里踏实些。”“您们的画展不是能赚钱吗？”“那是给国家作贡献，少开销些国家就落得多些。其实住这里比我家里还强得多哩！再说，要是住进那高级地方，不成了刘姥姥进荣国府了吗？真要露了怯影响不好，还是住这里自在。”在港之日他每天忙于接待四方来客，照应画展，难得出门逛街。老人在港13天，只应邀去过一次山顶公园，为的是俯瞰当年“租让”出去的香港。另外还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宣讲中国文人画的大写意精神，又参观过一家国货公司，只看了一场电影。回京上飞机时，他不提洋货，只攥着一大把香港郁郁葱葱的“万年青”，一直攥到家中，亲手插养在古瓷瓶里。

金钱的概念对于苦禅先生来说是极其模糊的，大康（康殷）先生谈到这方面的事例，感慨地说：“苦老是我见过的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

苦禅先生不是不知道钱的重要，年轻时他经常被钱所困。解放前他就无数次地以自己有限的画酬资助地下工作者和穷学生，谁不知道干什么都得用钱呢？！但是他却从来不以自己的艺术作品作为获取高额金钱的手段。因此很多人笑称他“傻”，其实这种“傻”正带有传统文人的清高，在他的心里最高尚的是他的艺术，绝不可以被金钱玷污了。

1976年，金风肃煞之秋，有关部门的干部来问苦老损失文物的线索，以便查找到归还给他。他说：“别问了！谁偷掠了文物谁当财物存着，你一追，他就当赃物给销毁啦！你不追，等到他灰孙子辈儿上许能拿出来换个棺材本儿。这文物本是咱们祖宗传下来的，只要能传世，不论在谁家都行。”

又有单位按通知规定，让李燕去认领1966年至1976年间被查抄的散乱文物，苦禅先生再三叮嘱：“上次叶浅予和陆鸿年把错还给他们两家的那些东西都退给咱了。这时候可正是看人心的时候，咱们要有错领的文物也一定要还给人家啊！”正巧，在李燕领到的“杂画一批”中发现一卷儿20件黄宾虹未装裱之作，内有二、三件画上题有李可染上款。他马上交还工作人员收好，并立即到李可染先生家通知佳讯。李老喜出望外，要以赠画答谢，李燕未要，只是赶回家来禀知父亲。苦禅先生也很高兴，在场的友人开玩笑地说：“还不趁早跟可染先生讨张牛？”苦老连说：“物归原主是做人的本份，再向人家讨画，那太小器了！不可！不可！”所以，至今李燕藏品中也没有一件可染先生的字或画。

这是苦禅先生做人的标准，他的这个标准很清楚——正直，不失人格。

诸如此类的故事很多很多，古人常说，“画如其人”，“字如其人”。在这里我为什么加上“古”字呢，是因为现在的许多年轻人已经不写字了，完全依靠电脑打字，如果非让他写也是歪七扭八，连笔顺都不对。但是我绝对不能说“其人是歪七扭八”的吧？！苦禅先生绝对做到了“画如其人”，“字如其人”。在他的画里，描物写景则疏朗大气；抒发心境则爱恨相生；议理明志则泾渭分明。在他那一代，他是全面继承诗书画与金石美于一体的画家。绘物写意，妙合眼前；剖事议理，纵横千古。在他的画面中、无论是大禽小鸟，鲲鹏雄鹰，鱼龟蝦蟹，牡丹荷花，还是松竹梅兰，蔬笋瓜果，皆是画以情显，情因画发，借画寓理，理归于诚，充满了人性化的意境和人生的哲理。使观画者只顾睹其性情襟怀，而忘却了观其“随缘忘法”的技巧了。他是以庄骚之情理，超纵之笔墨作画。

这是我几十年研究拜观苦禅先生作品之心得。究其之所以能达到如此境界，那是由于他对传统文化的深度研习、运用和继承的结果。

黄埔四期的文强将军，曾在电视镜头前忆谈拜访同乡白石老人时见过苦禅先生，并且在白石画屋聆听过苦禅先生讲《易经》。  

1945年日寇投降，文强将军北上，过北平，一行四人前往跨车胡同齐白石家拜见这位湘潭同乡画师。叩门后，开门迎接者是一位气宇轩昂的高个子男子，将一行请进“白石画屋”，齐翁向文强一行介绍这位男子：“这是我的弟子李苦禅，他到我这里拜师以前已经画得很好喽！好读书，还深通《易经》呀！”文强说：“我一直对《易经》感兴趣，可惜忙于政务，无暇专攻啊！今日来主要是拜访我们同乡长者白石老先生，三天后我想专程来，请苦禅先生讲讲《易经》，好不好？”齐翁师徒都欣然同意了。

三日后，文强将军一行四位如约而至，白石老人早已嘱咐摆好了座位，李苦禅也立于主讲座位前迎候。请诸位落座，李苦禅即开讲，唯白石老人因有人订画，仍立于画案里侧作画。文强倾耳听讲，嘱同行者记录。讲到“热处”，白石老人竟放下画笔，也拉来椅子坐下，李苦禅见恩师如此举动，不禁停讲，白石老人立即举手示意，说：“讲下去，我也要听，我们一道学《易》论《易》才好。”文强将军说：“讲得好！我们文家的祖宗文天祥讲的‘法天不息’就是苦禅先生所讲的‘乾’卦的精神，要效法‘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嘛！他的详释更加深了我对‘法天不息’的理解。苦禅先生讲的‘阴阳’变易，不仅可用于如何处理写意画的黑与白，刚与柔的关系，也用于敌与友的关系，苦禅先生讲‘可以化敌为友’很合《易》理的。”白石老人不断点头，大家的谈兴更浓了，李苦禅在恩师的如此鼓励下讲得也更加起劲。一时间，“白石画屋”竟变成了“《易》学讲堂”。

是年李苦禅46岁，正值壮年。他与恩师白石翁以及南方的黄宾虹老先生，皆把国学中被古贤尊为“众经之首”的《易经》思想融入自己的人生与艺术实践和教学之中，这在西学东渐之风盛行而经学日淡的岁月中，实属难能可贵，于画坛尤属罕见的幸事。直至苦禅先生老年，在《易经》被打入“封建迷信”禁区时，他仍尊孔子教导“吾道一以贯之”。1961年曾致信晚辈画家李巍：“中国文人画作之理，其要在《易》。”并与来访的中央美院史论系毕业生薛永年谈及学《易》。当然，在“家学”中也要李燕好好继承祖先的《易》学。

这是苦禅先生的根基！他在北京国立艺专学习油画时期，却转身拜师齐白石，自有他对西方艺术和传统艺术的认识过程。而他之所以有此方向性的转移，是他从土生土长的中华文明沃土中，从易、儒、释、道等传统哲理中汲取的养分所决定的。在他的心中和笔下，黑中有白，白中有黑，阳刚与阴柔相济，飞动与静寂并存。加之多年文化积淀和笔下功夫的磨炼，在他的画中才浑然形成了必达之意与难显之情的高度结合。

20世纪50年代前期，苦禅先生曾有一首题画小诗，颇有唐偈禅意：“人道我落后，我处亦自然，等到百年后，或可留人间。”这四句如大白话的诗中蕴含的坚守、冷静、直白和坦荡是非常令人感动的。我突然意识到，这就是他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