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意在中国开始兴起，时间大抵在北宁中后期。宋以文治天下，因此广大的士大夫阶层在整个社会体系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的审美取向会直接地影响到当时的艺术思潮，比如苏轼、文同、借助于水墨花鸟画法直抒胸臆，开水墨大写意的文人画之先河。这一路画法，在明清之际通过大量的花鸟实践逐步盛行起来，到后来更是成了整个时代的主旋律。

学者作大写意，以求心灵之大自在，其画带着很强的表现意味，追求笔墨的性情化，所谓“神遇而迹化”，力图通过手中画笔，书写胸中之高情，以至于写意画时常是得意而忘形，为了神之肖而忽略形之似也。

中国传统儒家哲学中蕴含一种“比德”的观念。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是因为有仁德者的人宽厚，沉稳，心境雄健、博大，故从山的形象中看到了和自己道德品质相通的特点。“智者乐水”是因为他们的才智与思维如同水一样是活跃，进取，流动不止的，在数年儒家文化的浸润中，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让这种草本植物承载着多种文化寓意，如“出淤泥而不染”，“小荷才露尖尖角”，宋苏轼，今日南风来，吹乱庭前竹，萧然风雪亮，可折不可辱。倦看涩勒暗蛮村，乱棘孤束瘴根，惟有长身六君子，依依犹得似淇园。等，从而使其成为了传统知识分子气节操守，修养自我的写照，并产生了许多诸如八大山人，齐白石，郑板桥、潘天寿这样以像写神，以言立意的画荷画竹大家。

画家取牡丹为表现题材大写意由来已久，而先以意笔写牡丹，则是唐宋明清以来的事。沈周，陈淳最先以色彩写意牡丹，徐渭则完全以酣畅淋漓画牡丹，周之冕创勾花点叶法，恽南田以没骨独步。如此等，代有才人辈出！

牡丹花被称为“国色天香”，明代在北京极乐寺建“国花台”种植牡丹，清代，尊牡丹为国花。并在颐和园筑国花台，《辞海》《汉语大辞典》称“国花”词条都说“我国向以牡丹为国花”。1959年周恩来总理在洛阳视察时说：“牡丹是我国国花，其雍容华贵、富丽堂皇是我们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美好幸福的象征。

“国色朝酣酒，天香液染衣。”这是唐人李正封吟咏牡丹的诗句。”国色天香“是对牡丹最传神的赞词。“国色”其根本在于她的形态美，美肤腻体，万状皆绝。赤者如日，白者如月。“倾百卉之光荣”，夺诛树之鲜辉“。

而她的气质更不同凡卉。牡丹的雍容华贵之态，俨然花君之相，当然赢得“百花之王”，“艳冠群其”之美誉。“天香”既取决于她的天生丽质，更有诸多人文内涵在其中，历代文人骚客题咏牡丹者颇多：“绝代只西子，众芳唯牡丹”，“回秀应无妒，奇香称有仙”。又有“盛世牡丹”之说。牡丹也是社会繁荣昌盛的象征，是人民理想的寄托。由于牡丹在人民群众中有着广泛而深厚的基础，牡丹在我国劳动人民千百年来辛勤的培育下，有几百种名称，优美的优良品种，如姚黄、二乔、豆绿、蓝田玉、银河红、彩虹……，无不誉隆世界，魁夺全球！于是，牡丹在国际园艺界中有“天都神花”，“中国花”之称，成为在我国物资源中的一大特色。

观今日画坛名家之写牡丹画，大都秉承赵之谦、吴昌硕之艺术理念，强调以金石入画，讲究画的书写韵味，点画之间故多书法之抑扬顿挫。其画作或温文而雅，有君子之风度，或运笔古朴、多自然之拙气。皆不尚形似，力求传神，不流俗，故其格调自然高了。亦如白石老人97岁所作牡丹图，虽是意笔草草，却能神完气足，俨然已是无法而法，达到了艺术与生命的完自由状态。

写意画虽不以形似为尚，但依旧要以形写神，借此来表现自我的真情实感。否则，一味沉醉于笔墨技巧本身，艺术则会沦为纯粹的无病呻吟，失去大写意画之本意也。写意，“用墨必随意，如见天真”。道出了写意之萧疏，清逸的审美取向，形成了它表现方法，去感受它的意象思想和丰富的诗情画意的审美情趣，而升到至高的文人思想境界。

乙酉夏 杨幸郎写于 国防大学红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