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醒的失忆
面对历史和眼前的无数灾难,艺术家们往往会产生无名的冲动,记取和描述的激情会不由自主地空前高涨,诞生出众多的主题杰作,人类灾难随之成为永恒的审美对象。这有点残酷,但却是不争的事实。以西方绘画为例,从《基督受难》,到《希奥岛的屠杀》,再到《格尔尼卡》,不计其数的作品一再证明这存在的确凿。可还是有另外一种声音在提醒我们,不得不重复一下阿多诺的话:“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可是不写诗,诗人能做什么?做什么是道德和文明的,只剩下忏悔吗?这一直也是我的疑问。好在此话说出之后不久,阿多诺还有一番解释,他说:“长期受苦更有权表达,就像被折磨者要进行叫喊,因此关于奥斯维辛之后不能写诗的说法或许是错误的。”其实不用解释,阿多诺的真实意思很多人能够理解,他怀疑的是人类几千年形成的文化价值究竟在哪里。奥斯维辛期间,你们到底在干什么?
经过奥斯维辛,文化被证明失败了,人类道德的崩溃、尊严的丧失,“任何漂亮的空话、甚至神学的空话都失去了权利”。毋容置疑,在这一点上,我们民族的传统绘画倒是占得有利先机,重大历史题材全是海晏河清祥瑞纷呈,绝对不表现灾难和失败。即使经过安史之乱,出逃途中,连自己万千宠爱集一身的贵妃都迫不得已被赐死,应该说事主李隆基先生的遭遇够悲惨了吧,可记述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新闻画卷叫什么,叫《明皇幸蜀图》,金碧辉煌的画卷展现给我们的是一派人欢马叫的君臣野地同乐场面。我们有无数的忌讳,尤其要忌讳的就是不能揭皇帝老子的短,只能歌功颂德。
面对无法预知无法防备的人类灾难,在我们伟大的国度,还存在着另一种貌似天赋权力的声音。比如9.11灾难之后,欢呼雀跃者有之;5.12汶川地震之后,虚构出“纵做鬼,也幸福”者有之。似乎他们完全可以代表国人的心声,似乎他们还有权僭越那些无辜惨死的亡灵。不得不说,我们的奴性品质和文革遗风就是这样持久地深入人心。不得不说,无耻之尤应当以此为极品之尤。
詹保国的《失忆系列》围绕着一场又一场的人类灾难,从广岛到唐山,到纽约。无论天灾还是人祸,是上帝的惩罚,还是人类自觉的毁灭。画面呈现的混乱景象,都像是来自另外一个荒凉野蛮的星球。这是陌生的景象,已经消失的景象,已经被遮蔽的景象,已经被修饰的景象,所以又像是外星人对着我们的所见。天际间充满惊恐的眼睛,对这本来美丽的星球无端出现的黑暗景象在百思不得其解,问题只有结果,哪有答案。十年前那场像极了一场行为艺术的巨大人为灾难,以其构思、设计、实施之简洁完美,现场景象之宏大壮观,以及无意巧合之下的镜头角度精确到位,在一系列高科技手段的配合下,完成了一部真实的大片,好莱坞为之黯然失色,
现代文明也黯然失色,因为导演是看不见的魔鬼。詹保国带有新表现主义的手法,并没有为我们展示种种惨景碎片,他是将内心撕裂的五脏六腑统统摔到了画布之上,他似乎要说的是绘画又能怎么样。无论如何形容和描述,我们面临的都是悖论和无语。在这些残酷的灾难过后,真正的艺术家是不会选择失明的,失忆大概是能够进行的最好选择,但这却又是明明无法实现的,痛苦更深。拿起画笔,甘冒罪责来呈现罪恶,或许这是没得选择的唯一选择。
批判是立场,而不是态度或手段。萨义德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既不取悦于政府,也不取悦于公众”。对于画家来说,这同样是适用的标准。我还想追加一条,就是也不取悦于自己。当然,我这里指的是自负历史使命的那一类画家,或者说是专注艳阳天下还会有阴影的那类画家。坚守一种“不为任何人负责的独立灵魂”, 说出不受欢迎的真相,在当下这个物欲横流、急于实现市场繁荣、放弃学术追求的处境之下,尤其需要勇气和精力。是的,光有勇气是远远不够的,构成知识分子的基本素质是知识,同时还要具备理性判断能力。艺术家也不例外,其基本的教养以及表现才能,都是不可或缺的。詹保国在操持他画得烂熟的风景、人物题材之余,将很大的精力投入到灾难题材的创作上,不得不说他保有了一份艺术家的良知,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也是学术使命使然。绘画可以是安乐椅,审美也可以是炼狱。
无论是上帝创造了人,还是人创造了上帝,人都无时无刻不在沾沾自喜于自己为宇宙中心、万物之灵。除此之外,一切的高贵、美好、理性、智慧、神圣等等词汇,都在用来拼贴人类的形象。西塞罗说:“只要我们想象神,眼前就出现了人”。可当我们面对自己的丑行、恶行时,却又会把罪责通通推卸到魔鬼、野兽、畜生身上。我们记忆的另一端就是美妙的失忆,选择性失忆,强迫性失忆,甚至是创造性失忆。詹保国选择的是为了不忘却的失忆,就绘画性来说,这些失忆一如既往地呈现出他创作上的诗性质地,罪过!不知他是否应当为此而忏悔。
杨林 2013-2-9于威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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