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画是一种综合性很高的艺术,回眸历史,凡在画坛能开一代宗风者,莫不是才能广泛,又术业有专攻的人物。无怪乎近代海上画派大师吴昌硕曾发出过这样的浩叹:“诗文书画有真意,贵能深造求其通“。此联诗句是过来人的真知灼见,其中更是尽道出中国画整体性、相关性的文化特质。
我友萧峻,对吴昌硕之论颇多会心,自画及书,继而又发为诗、印,四者兼习,并行发展,岁月经年,刻苦力行,终于渐渐获知于海内外了。
萧峻的青少年时代因为父母所谓的历史问题曾颇为苦辛,古人诗云:“文章憎命达,”其实何独文章,绘画也复如此,艰苦的生活并没有使他消沉,反而越加激发了他对美的渴慕和追求,他深信“青石板上出人才”(傅抱石语),因而童年时代每日的笔耕墨舞就是他最好的娱乐,就这样循环往复,躬行不辍,萧峻的勤奋努力终于感动上苍,九十年代初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素有“艺术家摇篮”之称的中国美院中国画系,开始了规范、严谨、有序的专业学习生涯。
中国美院的中国画教学素以治学严谨、科学有序而蜚声海内外。萧峻有幸,优游其间,实在是如鱼得水。浙江美院的老院长潘天寿先生认为:“中国画画家不须‘三绝’,必须‘四全’”,这无疑是吴氏之论的沿续和深化。萧峻主修自己的专业令他忘情,但吴昌老、潘天老这些先贤的训示也总是萦绕在他的耳畔,而业师们能画工书善诗的多能更给他作出了极有说服力的表率。于是他在学画的同时刻苦习书、习诗。萧峻的书法立根基于唐人,先获其森严的法度,由源至流,最后以明清王铎的浪漫主义书风为旨归,王铎书尚骨力,讲气势,萧峻天资颖悟,又肯用功,因之深得五书之妙。他在攻书之余复究意格律,其诗作虽不能称高妙,但也对仗工整,情真意切。
“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诗文书画,相为表里”。诗意书趣是中国画的灵魂,所以当代的一些中国画前辈曾如此论及,“不能诗就不能画”、“中国画拆开看全是书法”。诗书的良好修养直接决定了萧峻的绘画品格,作为绘画,最重要的是“让绘画本身来说话,”诗意并不是简单的题一首诗就能奏效,真正的诗意是“心源”与“造化”相神遇的产物,萧峻的绘画无论有无题诗,皆极富诗境,使其画外有画,笔墨形象之外饶有不尽之余意,令人遐思无限。除饱富诗意之外,画从书出是萧峻绘画的另一特征,以书入画自古有之,萧峻意与古会,亦喜以书法入画法,别令其画作增强了绘画的视觉审美因素,升华简约了绘画形象,为我们在看画时多了一层内容,当然这一层内容肯定是别人所不具有的及更令观者大加玩味的。
传统的中国画学认为中国画是通过“文化修养”来超越形式层面的,因此对形式探索历来为中国画画家所弃之,这种思想今天看来是有些荒唐的,当然这也是文人绘画所处时代局限造成的。吴冠中先生在中国画教学中对此论就有过“一个艺术家如果不研究形式,就不算艺术家”的尖刻批评。作为中国美院的科班出身,萧峻的绘画创作观念必定是超越旧文人绘画书斋自娱这一局限的,他在精研传统笔墨艺理及相关艺术门类之后,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中国画新形式语汇的探索中去,比如其画中背景诸式的开发,拼贴手法的运用,黑白色空关系的大胆对比,题款的交迭穿插等都打破了旧有中国画的常规模式,而极具构成意味。有的老先生对此以为是大大逆不道、叛师欺祖、殊不知“构成”非为当代中国画画家生造的空中楼阁,实是传统中国画画理南齐谢赫六法之一——“经营位置”的继续生发,萧峻的探索是成功的,他以“构成”的观念经营画面,又辅之以肌理效果,这样的创作“一作一面目”充满了鲜活的生命意味,很好的实现了中国绘画的现代化转型。
萧峻在艺术创作上的成功,向我们清晰揭示了中国画须“诗书画印”联袂观照方可真正有所得的真谛,现在有好些画家不愿用功,号为专精,实则“为事日省,为学日坏”,我友萧峻老兄春秋正富、又虚心实力足可为如上述之人的一明镜也。
——一九九九年初秋日白爽于青岛博物馆石头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