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寂庚子·鼓舞》水彩 53.7x76.8cm 2020

绘画对我而言一直是一件性情中的事，除了领略它的审美韵味及感染之外，不愿意让它附带太多的使命。

《致静•宓穆》纸本水彩 51.2x76.8(cm)2021

但我们这一辈人早年的创作训练都是主题先行，接着就是围绕主题的种种草图经营，直至定稿绘制，正所谓“内容决定形式”。这种“正统”决定了它十分理性的创作特征，情绪的释放受到相当程度的节制：要把一件事画清楚、画得周到，文学性极强，很是束缚！因而西方现代主义创作方式对叙事性的破除和对形式创造的至上而自由的追求，就给我打开了另一扇窗——这无疑是一种质的思想解放——它对我的影响不可谓不深远，以至于我现在的审美框架还带着它的深深烙印。

《玄寂庚子•暖流》水彩 54x77(cm) 2020

现代主义绘画用观念的更迭进行否定性的形式创造，这让我逐步认识到观念既是艺术创造的底层思想逻辑，也是形式创造的内在促推手段，但最终的标的则是带动形式嬗变，进而昭示艺术审美旨趣的时代性变迁及其内在的独立自由精神。如此一来，“内容决定形式”就被“形式即内容”所颠覆，为绘画的自由表现开拓出无限空间。

《致静•玄鸽》纸本水彩 56x76.7(cm)2021

长久以来我的作品记录着我一步一步对物象消解的快意历程。与其说是描绘物象会妨碍宣泄胸臆，毋宁说是我的绘画追求自然选择了这种审美倾向，深感很多富于情绪的乃至形而上感觉表现会因具体形像所囿而变得滞涩而矫情，难以畅所欲达，这才导致了我的绘画实践渐渐地走向了对物象的解构、消弭和平面化；绘画过程也开始抛弃具体形象的束缚而逐步变得没有主题，没有规划，没有意义、没有方向；我只高度关注与图面形色状态的对视、交流，我在纸上涂抹刮擦点描，敏感于每一处形式的变动及其在我内心的精神反应；涂改即在创作，形色叠盖变异之中没有对错而只有心动与否，我紧张地调动着心智全部的美学储备，悉心感受着画面炁象的雅俗、格调和意绪的状况，审度其结构色彩的趣味隽永与否，直至自以为富于旨趣的意向跃然纸上，它是诱导画面朝向、发展的审美动力，它在无意识或下意识的形色构成状态中自然生成，无设计、无雕饰，可遇而不可求！

《致静•贺岁》纸本水彩 53.5x76.8(cm)2021

我相信，纯粹的视觉要素就像音符一样，通过自由而有机的构成组织，可以幻化出种种复杂而深沉隽永的情绪表达，令抽象的东西变得具体而生动，焕发着纯粹感性的形式力量。这种方式看似与日常生活经验并不相关而难入其堂奥，实则是我生命经验最直接的绘画倾诉：一种调子、一片质地、交织的线条、重叠的斑块、散碎的色点，抑或是它们某种机缘下的独特组织构成，都有可能为某种生命的悸动、情绪的激荡及某些形而上意绪赋形，进而创造一种于现实世界无法看到的主观视觉境维，迸发着另类美学的旨趣浸人心脾。因而它无须借题发挥、不讲故事也没有故事，是赤裸裸的当下的自象（非抽象）的、自足的、自我完善的绘画表达。

《致静·瞑钟》水彩 55x76.7cm 2021

窃以为，实在没什么必要为绘画扣上过于沉重而不切实际的表达桂冠，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化形式，它始终逃不出它力所能及的表现阈限——经由视觉的观看、欣赏带给人群以精神、心灵的慰藉。因而我总是强调，绘画绝不是思想的附庸，诚如花朵不是种子的附庸而是其标的一样；视觉的创造必须富于视觉的旨趣——这是视觉作为一种独特的思维感官的独享福祉，不可替代，也无法越界——是绘画作为一种艺术形式需要不断追求形式创造的底层逻辑，诠释着形式即内容的创造真谛。  

《致静•游弋》水彩 51.8x 77(cm) 2021

秉持着如此的观念和信念，我浸淫于水彩画这一非主流薄而轻且极易流俗的画种一隅里乐此不疲，用一张张悉心的作品去镌刻我生命历程的光阴刻度，不奢望高大上的表现，怀着一颗诚挚的心，坚信有感染力的形式定会释放其深刻的视觉旨趣，好的形式创构一定是自带光芒的！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一日于厦门星海湾寓中

姚 波，华侨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福建省美术家协会首届水彩画艺术委员会委员；厦门市民盟美术院副院长；泉州画院特聘画家。

连续入选近四届全国美展，第十届作品获优秀奖；参加中国美协以上级别展二十余次并多次获奖；三次个人作品展分别于菲律宾马尼拉、中国厦门、中国澳门举办；作品被中国美术馆，北京炎黄艺术馆，石家庄美术馆，莞城美术馆，广西水彩美术馆，广州艺术博物院，福建省美术馆，厦门中华儿女美术馆，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美协水彩艺委会等专业机构及海内外画廊、藏家收藏。